一 社会资本办医的第一制度约束：投资主体

（一）非营利性医院的投资主体：非营利性资本

当前有关社会办医的政策中，对非营利性医院的投资主体定位尚不清楚，这使得各地在医改尝试与政策试验中存在许多模糊的行为，如关联交易、暗地分红等“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按照当前医改实践，社会办医的投资者包括两类：一类是商业性资本，另一类是非商业性资本或者是非营利性资本（基金）。商业性资本包括业内资本和业外资本，业内资本指已有医院运营业务的资本，例如长庚医院、和睦家医院、禾新医院等，这类资本医院运营经验丰富，人力资本较充足，注重品牌影响力和患者口碑，关注长期回报而非急功近利；业外资本泛指各类投资资金，此类资本更关注投资回报。由于我国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较为严格，非营利性组织起步和发展较晚，因而目前非营利性资本在我国较少，目前仅限于公益性基金，例如基于明星效应的嫣然天使基金和1+1基金，其分别依赖于王菲、李亚鹏和李连杰。由于非营利性资本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这与非营利性医院的根本目的是吻合的，因而，更适合投资非营利性医院。而商业性资本无论是业内资本还是业外资本，均具有逐利天性，在投资非营利性医院时必须对其加以限制和监管。

从政策操作层面来看，非营利性资本投资非营利性医院需要加以鼓励，这是完善医疗保障的同盟军。商业性资本在投资非营利性医院时，必须加以严格的监管，甚至要求商业性资本首先成立非营利性的基金，再由该基金投资兴办非营利性医院，从而避免商业机构与非营利性医院之间的经济往来和关联交易。

（二）鼓励医疗慈善投资

在非营利性医院的投资主体中，还应鼓励慈善资本投资非营利性医院，包括慈善基金和宗教团体。我国当前的慈善体系中几乎全部是官方、半官方组织，例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慈善组织。在国外，慈善医疗资本是非营利性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宗教医院。宗教医院的投资主体即是宗教组织所成立的慈善基金，典型代表为台湾佛教慈济综合医院（简称慈济医院）和香港东华三院。慈济医院是由证严法师设立的慈济基金会成立并经营的医院，目前在台湾有6个院区、1个门诊中心，台湾以外则有1个院区。东华三院三家最初的医院，包括东华医院（1890年）、广华医院（1911年）及东华东院（1929年），1931年，三家医院组成了东华三院。这类医院往往以低收入人群为服务目标，可作为公立医院体系的有力补充。

在中国大陆，特点鲜明的基督教医院并不多，泸州福音医院是其中一个办医样本。其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1）由官方认可的基督教组织主办；（2）医院的产权属于泸州基督教会；（3）医院资金来自教会及各界的捐助，运营收入用来再建设医院。作为慈善医院，医院定位于一级医院和诊所，用最低的价格服务于低收入群体，各类服务的收费均低于政府标准。

然而，宗教慈善医院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并不乐观。宗教办医首先受到宗教政策和慈善环境的约束。尽管2010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这份标志性文件提出了鼓励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发展、鼓励慈善机构办医的要求，该通知提出“鼓励对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进行捐赠”，“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等对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进行捐赠，并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红十字会、各类慈善机构、基金会等出资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或与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建立长期对口捐赠关系”，但是并未涉及宗教团体办医。在我国，推动宗教慈善办医尚需政策放开。

二 合理设计医院体制结构比例：提高民营医院比重

在医改的顶层设计中，对医院体制结构比例分配的重要性仅次于对投资主体的界定。只有对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在医疗体系中的比重进行合理的设计，才能进行科学的顶层战略设计，促进卫生保健市场的健康发展。根据艾力彼的测算，一个完善的医疗体制结构应由公立医院、私立营利性医院和私立非营利性医院三部分组成，其比重分别为公立医院50%～60%，私立非营利性医院25%～40%，私立营利性医院20%～30%。公立医院仍占据主要地位，以确保社会公益性；非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的比重为40%～50%，与公立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