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徐润，广东珠海北岭村人。珠海毗邻香港、澳门，近代以来，率先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古老的海洋文明与近代特定的时代背景，铸就了徐润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特殊关系。早年，徐润到上海宝顺洋行当学徒，后一边给洋人当买办，一边自己经营茶栈、丝绸等，徐润还是上海的房地产大王，对上海开埠时期经济发展贡献不小。后来，徐润被李鸿章看中，被委任为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他和珠海另一大买办唐廷枢一起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企业典范——轮船招商局；后又与唐廷枢共同致力于中国矿业的发展。在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历程中，徐润用自己的行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徐润一生的境遇，反映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二 顺应时代潮流，充当买办

香山在远古时代只是珠江口外一个较大的岛屿，因该岛“多奇花异卉”“神仙茶丛生焉，色香俱绝”，故称香山^[1]。近代的香山，因紧邻香港、澳门，西洋文化与本土香山文化发生了碰撞。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与履行，在近代中国一个新的经济因素——买办随之产生，而近代的香山更是以“买办摇篮”的姿态出现。徐润便出生于此种大环境，在此环境中成长，并与此大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并异军突起绝非偶然，它是内外因相结合、远近因相互推动的结果。香山人从远古发展到近代，逐渐形成了一个移民社会，生活在移民社会中的人们，接受多元文化的熏陶，这决定了香山人比内地省份的人更易接受外来新事物，视野较为宽广，思路较为开阔，具有强烈的开放务实精神，加之长期的海洋文明与近代欧风美雨的洗礼，决定了香山人的重商意识，这些都构成了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形成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经济条件。

徐润于1838年出生于香山（今珠海市）北岭村老屋，据《香山徐氏宗谱》记载，徐润祖上是中原河南陈留人，宋末遇战乱，由中原避乱到广东南雄、番禺，最后定居到香山前山寨，后来徐润祖上的一支自前山分居到北岭，徐润便出生于此地^[2]。到徐润出生，其家族已融入香山这个移民社会中。徐润8岁入私塾，启蒙塾师为王丹书先生，从小徐润便接受的是中原文化与移民文化的熏陶，这造就了徐润一方面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骨子里也根深蒂固，这种复杂的文化基础在后来徐润的人生中有明显的体现，同时也奠定了徐润以后能成为买办的文化因素。

鸦片战争前，中西方之间的商事活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货物买办，银钱收付，陆地居住，生活供应等问题，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语言隔阂、制度两歧、商情互异、货币不同的困难。既要贸易，又要管理，于是就出现了既是贸易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中间商人，又是贸易管理中承上连下的环节人物——行商、通事、买办、银师”^[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虽然受到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但是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中外商人共同面临的都是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外商拥有新辟的口岸，面对的却是陌生的市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复杂的方言和陌生的环境，成为西洋商人与中国进行商贸活动的障碍，所以西洋商人在当时的环境下必须借助一个中间力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买办来开拓自己的市场。对此，英国怡和洋行的大班F.B.约翰逊在一封信中说道：“在学会说中国话以前，外国人也许没有能力应付困难，留意一下洋行的未来，我相信，那些要追随我们的人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话，将在不小程度上依赖他们对本地语言的掌握。”^[4]但事实上，买办“对中国和西方的商人都是一把双刃剑”^[5]。尽管如此，在上海和通商口岸的贸易往来中，买办仍然被认为是花钱但最省事、最省心的“代理人”。尤其是在19世纪中后期，香山买办的精明强干、务实诚信，更增强了西方商人坚持买办制度的信心。香山买办有着从商的精明头脑和重商的文化氛围，他们熟悉对外贸易，了解西方人的欲求和文化、性格，乐于与洋商打交道，也希望在中外贸易中增强自己的实力，在洋行需要更多的买办时，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首先为他们的同乡作担保。这样，香山买办在整个19世纪相互担保逐渐形成了以唐氏（唐廷枢）家族、徐氏（徐润）家族、莫氏（莫仕扬）家族、郑氏（郑观应）家族为核心的买办群体。其中，徐氏家族中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