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发展无疑是有着重大的贡献。^[1]恩格斯也就当然的不仅成为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成为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一个“不可绕开（unvoidable）的伟大探险者”。正是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时候，不仅涉及对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学者还在这一研究过程之中，对恩格斯之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时候，不仅涉及了对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还对恩格斯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具体工作和贡献以及所起的具体作用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他们各自的观点和结论。正确地分析、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学者的这一研究成果和观点，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西方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状况，而且，对于促进我国学界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进而促进我国学界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示。

本文拟以笔者所了解和掌握的西方经济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材料为基础，从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总体性影响、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经济学主要论题和观点的确立和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宣传的贡献，这三个方面对西方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进行介绍。

一 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总体性影响

与西方的一些政治学或者马克思研究者不同，西方经济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时候，将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在对马克思及其经济思想的研究方面，并将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和凯恩斯并称为影响世界的三大经济学家。同时，他们认为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并将恩格斯看成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者首先分析了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总体性或者说一般的影响。西方经济学者认为，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总体性或者说一般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恩格斯是马克思从哲学和社会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转向从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领路人”。例如，熊彼特说，马克思“直到1843年并且包括1843年在内，他对经济学还没有产生任何特殊的兴趣”。因为，“他（马克思——引者注）以前所能进行的主要是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作的泛泛的阅读，这同他所进行的一般的泛泛的阅读差不多”。^[2]不仅如此，熊彼特还进一步地评论说：“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恩格斯）甚至可能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方面帮助教育了马克思，因为他在那时候远远走在前头。”^[3]马克思“像一般受过教育的人一样，……部分是由于受恩格斯的诱导”^[4]。后来，持与熊彼特相似看法和观点的著名学者与政治活动家道格拉斯·多德（Douglas Dowd）也证实说：“在这里略作补充还是恰当的：在恩格斯的敦促下，马克思是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过程的。他的第一部相关作品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者比较普遍地认为，马克思走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的道路，恩格斯是起了重大的作用的，正是在恩格斯的影响和“敦促”下，马克思走上了后来的漫长的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研究、分析和批判的道路。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也正是这样，才有后来的马克思的一系列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著作，特别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鸿篇巨制《资本论》。

（2）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内在的理论态度和价值取向的确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在其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所撰写的“恩格斯词条”中，明确地指出：“在形成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鲜明态度的过程中具有真正重要性的，是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大纲》），出版于1844年。1859年，马克思在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承认这一大纲是‘天才的’（马克思，1859年），其影响在马克思1844年的著作中非常清楚。”从琼斯的这一论点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特别是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确立和表现出来的内在的理论态度和价值取向，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