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即“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一^[1]。马克思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既然如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唯物史观必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吗？回答是否定的。不过，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于西方经济学者^[3]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及其理解进行说明。本文拟在此前提下，介绍西方经济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评价，并分析其原因。

一 西方经济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及其理解

美国经济学家塞利格曼^[4]1902年出版了《经济史观》^[5]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所讨论的就是通常被人们称为“历史的唯物论”或“唯物史观”的马克思的历史观，但他本人认为，“这两个名词都不很精密”，因为，“如果把唯物论看作拿物质原因来解释所有的变迁”，那么，“生物史观”和用“气候的影响和动植物的性质”来解释“社会里的变迁”的学说，“也是唯物的了”。然而，“这样的学说和我们讨论的很少相同之点。我们所要讨论的学说不惟是唯物的，并且是经济的；所以与其叫做‘唯物史观’，不如叫做‘经济史观’”。^[6]简而言之，他认为，用经济史观来表示唯物史观，可以避免将马克思的历史观与其他唯物论的历史观相混淆。

1925年3月15日，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列德雷^[7]在中国进行题为“评马克思之唯物史观”的演讲中也表示，“唯物史观一名”“不适当”，实际上应当用“经济史观”来表示，其理由是，马克思是在“唯物论极盛时代”发现唯物史观的，“故采此名”，但是，他的“唯物史观与哲学上之唯物论不同”，实际上是“以历史的演进，经济的发展为其学说之根据”^[8]。同年4月4日，列德雷在中国进行的另一场题为《经济史观的根本理论》的演讲中还明确表示，“对于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互相争论不已”，而“在这许多见解中，我所采用就是历史唯物说——即唯物史观”，并称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贡献”^[9]。可见，他主张用经济史观来表示自己所赞同的唯物史观的理由与塞利格曼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免被误认为与其他唯物论相同。另外，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也认为，“经济史观常被称为唯物史观”，这是对马克思的“另一种误解”，尽管“马克思本人也这样称呼它”^[10]。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经济史观（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一词也被译为“历史的经济学解释”^[11]。另外，除“经济史观”或“历史的经济学解释”外，用来表示唯物史观的还有一种方式，这就是“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例如，在美国经济学家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中，“经济史观”、“经济决定论”和“唯物史观”被作为一个词条加以介绍^[12]。也就是说，这三者被看成一回事。

“经济史观”和“经济决定论”这两种唯物史观的表述方式是否正确或准确的问题，本文不准备直接讨论，但对于本文主题来说，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并非只有西方学者或资产阶级学者才用“经济史观”或“经济决定论”来表示唯物史观。

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是在“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把唯物史观误称为‘经济决定论’之后”，才将“这个提法正式接了过去”^[13]。“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时，则“无论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还是国民党文士”，都曾将唯物史观视为“经济的历史观”^[14]。李大钊先生就曾在1920年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表示，塞利格曼用“经济史观”来表示唯物史观的主张，“我亦认为合理”，只是由于“唯物史观”一语“在论坛上流用较熟”，自己才没有将其改称为“经济史观”^[15]。

在当代，无论是在西方学者中，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中国学者中，也都有人“以经济决定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16]。

第二，用“经济史观”或“经济决定论”来表示唯物史观，不管在理解上是否存在偏差，都并非必然是恶意歪曲。

李大钊等中国学者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介绍唯物史观的主要局限”，即过分重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正作用力原理”，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力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