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如果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是对强国富民“复兴之路”的探索，而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又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那么“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现在所肩负的使命就是增强理论自信，通过理论创新，在中国深刻的社会转型中为经济改革明确方向。另外，当今世界正目睹庞大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后强势西方文明的日渐式微。显然，中国经济学理论本身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总量之间存在不对称。如果说全球化及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新问题将全世界带入了一种徘徊或迷茫的话，那么“中国时代”的经济学所要担当的历史责任就是解开传统经济学的“认识上的枷锁”。不管“中国”二字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学只有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形成有深入见地的理论体系，才会独立自成一派引领未来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而真正在世界经济学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一 “中国经济学”研究概述

60多年前，王亚南先生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大量重要著作；近年从林毅夫倡导经济学中国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1]之后，又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中国经济学的文献。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发展面临双重任务：“转型”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也正逐步提高。而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又不能直接解释中国问题，因此需要发展具有中国本土现实性与文化特性的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学”中“中国”的丰富内涵，国内现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做过分析：

（1）“中国”指“中国本土”。若将“中国”作为一个地域概念，中国经济学也就应理解为中国本土的经济学。从这一角度出发有以下几种观点：王亚南（1987）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2]；黄泰岩（2000）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国际化和中国实践的理论化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3]。而从李斯特强调经济学的民族性开始，大国崛起都伴随着本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中国经济学也必然立足于本国的民族利益（白钦先，2012）。^[4]因此，自民国时期起，中国的经济学者已开始关注这一学派诞生的渊源、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历史主义方法，在构建本土经济学方面视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并对其进行扬弃，成为探索中国经济学最早的思潮（严鹏，2011）。^[5]

（2）“中国”指“中国时代”。许多人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按此逻辑可以将“中国”理解为一个时代，即中国经济学是“中国时代”的经济学。而中国时代令人瞩目的事件有两个：中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中国崛起造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改革？中国为何会崛起？对于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如何调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寻找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性的理论，进而升华出能为全人类所用的普遍性理论。

林毅夫（1995，2001）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经济研究的重心将从美欧转移到中国，经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将产生代表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学^[6]。沈越（2006）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门专门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关系及与之想适应的生产方式，也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则，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搭建一个能与一般经济学相并列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可能永远是徒劳的，但是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完全有可能^[7]。

这是将中国经济学划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观点，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验及理论具有普适价值。最有代表性的是乔舒亚·库帕·拉莫（2004）提出的“北京共识”：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正对世界很多国家产生影响。可以总结为三个定理：①坚决进行改革创新和不断试验，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②超越人均GDP的衡量尺度，建立一种将经济可持续性和财富平等性分配成为首要考虑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