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罗宾逊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女经济学家”。她生于1903年，卒于1983年，一生勤奋好学、著述颇丰。自1932年发表第一篇论文《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学问》，并在次年即完成震动经济学界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起，到1978年出版最后一部著作《发达和不发达问题纵横》为止，她的各种经济学著作和论文多达数百部，这些伴随其经济思想近50年历程的经济学文献在她逝世后“给经济思想史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遗产”。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一方面，源于与生俱来的反叛精神，她厌恶学术教条、不畏陈规陋习，坚持在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争论中寻求新的非正统观念，并以“异端”身份成为新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另一方面，秉承经济学家的道德和良心，她出身上流社会却关心人民大众，长期将改善分配制度和解决贫富分化最终实现“平等化的经济增长”为己任，并为此致力于在回归古典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政治经济学”。因此毫无疑问，罗宾逊是自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最应该获得这一荣誉但却没有获得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一 经济危机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

1971年12月，罗宾逊在美国经济学协会举办的第84届年会上发表了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著名讲演，以其一贯的风格严厉抨击了主流经济学（即罗宾逊所谴责的“冒牌的美国凯恩斯主义”）遭遇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侵袭的束手无策，并强烈呼吁发起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二次凯恩斯革命”。^[1]

罗宾逊认为，“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危机”源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当罗宾逊早年在剑桥大学求学时，由庇古传授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是当时英国各大学教授经济学的“圣经”，其理论涵盖了1870年“边际革命”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内容。1932年，经济学家罗宾斯将其界定为“研究稀缺手段配置”，即“系统研究各种目的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2]其标志是，把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作为基本经济问题，运用边际分析技术试图解决产量和效用最大化问题，并有一套长期竞争的均衡假设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概念结构等，从而在研究主旨上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等人确立的主要研究国民收入、财富增长及分配等问题的古典经济学，故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然而，1929～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彻底摧毁了新古典的充分就业神话，其自由放任的市场自动均衡理论只能将暂时失业归咎于工资过高却无法解释大萧条状态下长期持久的失业问题。于是，新古典经济学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危机”。

与此同时，“大萧条”也孕育了“凯恩斯革命”的诞生，其标志正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该书阐述的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及由此提出的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对于缓解“大萧条”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论》也被誉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起构成过去一百年中出现的最重要的著作”。^[3]关于“凯恩斯革命”的意义，罗宾逊认为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制度的一种，即一种不断变化的事物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二是恢复被自由放任理论所取消的道德伦理问题；三是在经济理论中加进时间因素，从而使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发生联系。^[4]当然，对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来说，凯恩斯的贡献可能更在于其创立的宏观总量分析理论，它为所有流派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一套新的概念。这包括：其一，明确总需求和总供给，从而使凯恩斯能够提出有效需求原理；其二，把货币理论与宏观经济活动一般理论的核心相结合，而不是把货币当作“面纱”或“润滑剂”。^[5]

然而，“凯恩斯革命”实际上并未取代新古典理论在标准教科书中的典范作用。正如著名学者霍华德和金所指，在《通论》中“凯恩斯从未与正统理论决裂，而是把大量新古典的重要理论观点掺和进自己的论著”。^[6]所以，当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直接嫁接而成“新古典综合”时，这些美国学者随即被罗宾逊斥责为“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帕廷金的《货币、利息与价格》（1956）和克洛尔的《凯恩斯经济学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