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学术界、实务界以及政府部门在探讨金融危机的成因和治理过程中，纷纷将目光聚焦在金融业的规模上，许多学者认为，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金融业发展过大、过度。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Adair Turner（2009）勋爵就大声疾呼，“不是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有价值的，不是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有用的，过大的金融系统不一定更好，金融部门已经超过其社会最优规模”。他指出，在过去20～30年，发达国家金融体系规模上的扩张并未带来经济增长的稳定，更多的是从实体经济赚取了租金收益，反而成为金融脆弱性和不稳定的重要诱因。金融发展过度的观点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既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那么金融发展是否真的过度，以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再有促进作用，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呢？本文拟对最新的文献做一个全面、系统的回顾和评述。

一 引言

经济学家们在研究金融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价值时，多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入手，即研究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研究构成金融发展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Bagehot（1873）和Schumpeter （1912）。其中Bagehot和Hicks（1969） 认为，金融系统在工业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Schumpeter则强调功能完善的银行能够发现成功概率较大的创新项目，并提供融资支持进而刺激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后来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两者关系进行了研究，形成了金融抑制观、金融结构观、金融功能观（也称金融服务观）和金融法律观四大理论分支。

尽管现有文献更多的支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的观点^[1]，但是由于理论假设过于严格而且研究方法和数据方面也存在很多不足，因而在现实中，我们很难判定金融发展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2]。就连该理论的权威人物Levine也不敢轻易做出判断，他曾公开表示对包括“金融体系较发达的国家，其增长速度也较快”在内的一系列结论，持有相当程度的怀疑态度^[3]。

Levine的怀疑在Rioja & Valev （2004）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他们选择不同的分位数作为高低两个分界点，把74个国家1966～1995年的金融发展水平分为高、中、低三个区间，然后使用广义矩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不同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因此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具体来说，在一国金融发展的低水平阶段，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在中等发展水平阶段，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比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水平阶段，金融虽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正向的，但是比中等发展阶段的作用要小。

此外，上述只强调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未考虑金融部门的发展也要占用一定的社会资源，比如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鉴于这个问题，Levine（1996）和Da Rin & Hellmann（2002）将金融发展成本纳入研究，结果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多重均衡，即金融的增长效应存在贫困性陷阱和“门槛”效应。随后，Rioja（2004）和 Graff（2005）实证研究证明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多重均衡和非线性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基于两者的非线性关系，Islam & Stiglitz （2000）实证研究得到当私人部门信贷超过GDP的100%时，经济产出波动开始加剧的结果。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学术界和实务界对金融发展是否具有增长效应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Rousseau & Wachtel （2011）研究发现，1965～2004年，当金融深化或者私人部门信贷超过一定规模时，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就消失了。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当金融发展过度时，其不再能很好地发挥促进投资、优化资源配置、降低风险和便利交易的职能，因此对经济增长不再有促进作用，甚至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现有文献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来展开：一是从金融—增长功能的视角讨论集中在金融发展是否过度以至于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影响，二是从金融部门视角，主要讨论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金融部门是否发展过大或者过快，吸收了过多的物质和人力资源，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二 从金融—增长功能视角来审视金融发展过度

许多现象表明在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金融发展的增长作用最为显著，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