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逆城市化”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来的。它是指西方国家“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都市发展开始趋缓，大量城市人口和资源流向农村和小城镇的过程。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1979年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逆城市化”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他通过对西方国家城镇化的实证分析，提出城镇化发展过程呈现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即诺瑟姆曲线）。基于此，他把城镇化过程分为起步阶段（城镇化率低于30%）、加速阶段（城镇化率高于30%，低于70%）和稳定发展阶段（城镇化率大于70%）三个阶段。在城镇化的后期，城镇化增速趋缓甚至停滞，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至此，“逆城市化”不仅是城镇化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而且成了一种理论观点被人们广泛作为研究城镇化问题的一个理论参照，甚至被看作城镇化发展过程不可逆转的规律。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对“逆城市化”问题的关注（张善余，1987），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主要是对西方“逆城市化”现象和理论的介绍。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城镇化规模的扩大和速度的加快，开始在研究西方“逆城市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对我国的警示作用的研究（黄小花，1997）。进入21世纪，尤其是从2003年开始，一波一波上演的“民工荒”和一些把户口从城市迁往农村的现象，引起学界较多的关注，并被视为中国也出现了“逆城市化”。

如何看待西方的“逆城市化”理论和实践、如何准确认识我国当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现象，不仅关系到对城镇化发展总体规律的认识，而且关系到我国城镇化道路的战略性抉择，关系到我国新一轮城镇化的走向和效果。在对中国所谓“逆城市化”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以西方的“逆城市化”为参照，因为“逆城市化”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上都是始于西方。廖筠（2003）、陈伯君（2007）、郭文婧（2010）等把我国出现的“非转农”以及农民工回流等人口从大城市向农村或小城镇倒流的现象称为“逆城市化”现象，并认为我国当前出现的“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契机和动力。其论证依据是“逆城市化”是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出现的客观现象，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借助“逆城市化”机遇发展小城镇，从而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格局，使城市化在新的格局下得以持续发展。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但深究起来好像有不分青红皂白把西方城镇化的所谓发展“规律”全盘照搬的嫌疑，也有对中国目前“逆城市化”的特点缺乏深究从而把中国的“逆城市化”与西方的“逆城市化”混为一谈的缺憾。这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所幸的是也有学者（袁晓玲，2005）注意到了西方国家“逆城市化”并非普遍适用的规律，而是其城市化发展达到相当的高度，一系列城市病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的产物，暴露了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先发展大城市后建设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的诸多弊端，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显然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宋时飞（2010）、袁亚飞（2011）把我国当今的所谓“逆城市化”称为“伪逆城市化”，郎咸平（2012）也认为“我们的逆城市化”“并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但就论证上来看比较简单，最多只是一种观点的表达，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论证。

综上所述，由于目前对西方“逆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因而照搬西方“逆城市化”理论的现象比较严重；对中国目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现象的研究还停留在现象分析层面；与西方“逆城市化”的比较研究还相当缺乏。本文旨在通过对西方的“逆城市化”的实质的深入研究及其与中国当下所谓“逆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厘清关于“逆城市化”理论的偏见和种种缺憾，以期对我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城镇化“运动”有所启示。

一 西方“逆城市化”理论、实践和条件

（一）西方“逆城市化”理论与实践

“逆城市化”实践始于“二战”以后，西方少数经济发达的国家，大城市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减少，人口和其他资源开始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小城镇和农村流动。英国伦敦城市人口从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间，减少了10万人，其他像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每年城市人口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