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斯定理、库兹涅茨假说与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

（一）科斯定理

科斯（Coase，R. H.）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两篇文献——《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生产成本以外的成本的概念成就了西方经济学的产权（property rights）理论。1991年，科斯因“发现并澄清了制度结构中交易成本和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其的经济功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科斯的产权理论成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西方经济思潮之一。

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将“负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与市场联系起来指出，“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不受法律状况影响”；“一旦考察到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会对经济制度运行效率产生影响”。^[1]这一阐释后来被斯蒂格勒（Stigler，G. J）概括为“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2]——在零交易成本的理论世界里，无论初始的产权怎样安排，当事人均可以通过自由交易实现帕累托最优（科斯第一定理）；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里，不同的产权安排对经济效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就必须制定恰当的产权制度安排（科斯第二定理）。而现实的世界是一个正交易成本的世界，“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就是市场经济效率的产权基础；稀缺性资源的竞争性有效配置这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就成了一个“产权应如何界定与交换以及应采取怎样的形式的问题”。^[3]

21世纪90年代初西方产权理论进入国内之后，产权概念逐渐替代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所有权概念。强调以产权替代所有权必要性的最普遍解读是：“所有权与产权在经济学意义上是有区别的：其一，所有权是绝对或普遍的权利，……除了法律禁止，所有者可以自由行使对自己财产的各种权利；产权是相对权利，是不同的所有权主体在交易中形成的权利关系……其二，产权是一组权利，在交易中是可以分解的……其三，产权与所有权相比有着更广的外延，它不仅包括通常的物权，还包括股权、债权、专利权、商标权、名誉权等其他权利形式。其四，所有权通常是指财产所有者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而产权还指人们是否有权利用自己的财产去损害他人的权益。……这种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也是产权。因此，当我们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效率时，就需要引入产权范畴。”^[4]

而“产权”与“所有权”、“所有制”等人们熟悉的概念的称谓差异，则也是一些研究者重视产权理论的原因——产权这个新称谓可以将一些研究者彻底否定公有制的理论主张包藏起来。一位自认“最早”向国内传播科斯理论的学者^[5]自述，其与一些经济学家在1991年科斯获得诺奖之后一致认为“有必要把他的理论介绍到中国来”使人们“认识到产权改革的重要性”；后来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宽松，这位不再需要“产权”掩饰的学者就明确宣称说，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是公有制变成私有制”。

（二）“库兹涅茨假说”

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S.）依据一系列横截面数据提出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增长的后期阶段则逐渐缩小。”^[6]

“库兹涅茨假说”对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有着强烈的政策暗示——增长动力源自储蓄转化的投资，高收入阶层比低收入阶层的储蓄倾向更高，所以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就越大。如刘易斯（Lewis，W. A.）所言，“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过程”；由于“所有的储蓄都是由获得利润和地租的人们进行”，因而“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收入分配变得有利于储蓄阶级。”^[7]而经济增长的成果则会通过“向下涓流”（truckle-down）的扩散逐步惠及穷人——收入分配平等必须“在变得更好之前要变得更坏”。

面对我国市场化改革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状况，“库兹涅茨假说”成了最重要的理论解读依据。而最引人注意的是奉“库兹涅茨假说”为圭臬对我国市场化改革中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分析。这样的研究强调，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