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关于资本主义前途与命运的争论，大多和经济危机的理论有着直接或潜在的关联。在最近一次席卷欧美的巨大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即使是西方的中立学者（斯图尔特·杰弗里斯，2012）现在也不得不承认：“正当我们艰难地渡过经济衰退的时候，马克思主义除了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以外还对我们有一些教导，那就是对经济危机的分析。”^[1]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将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直接崩溃的依据，但在他之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却更多地来自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和批判。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中，如何消除和避免经济危机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选项。

如果将注意力重新回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历史趋势的分析，那么就应当说，经济危机在短期内的克服与否并不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的重点。指出这一点，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重要意义，只是要说明，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理解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中来把握。克拉克认为：“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扮演着中心角色，但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最有待发展的领域。”^[2]在某种程度上，应当说这是一种误解。不过，这从另一侧面说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人们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认识的确在日益深化。实际上，近年来西方学者在关于经济危机根源的探讨中，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大量的解读，进一步拓展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视角。整合这些分析内容，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整体性理解。

一 全球化条件下的商品和资本双重过剩

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商品过剩是西方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对于商品过剩带来严重社会问题（主要是因社会再生产的中断）的恐惧，促使资产阶级政府利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手段，通过释放流动性来缓解资本紧缺并度过危机。其结局只能是过多负债导致资本泛滥，最终使资本主义增长陷于停滞，面临所谓“增长极限”难题。新自由主义盛行以后，资本借助于自身的垄断力量获得比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更快的爆炸性增长，不仅原有的生产过剩问题在全球更加严重，资本过剩的问题开始凸显。特别是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生产和资本的双重过剩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使劳资对立空前激烈，同时也加剧了国际垄断资本和民族资本的矛盾。

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有着本质的联系，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才出现的现象。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3]按照传统的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理解，资本主义危机是一种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主要体现为社会生产出来的商品相对于劳动有限群众购买力的过剩。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4]

对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阐释中，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是关于资本的过剩问题。表面看来，商品过剩是由于投资过度导致生产能力过剩，进而产生产品的过剩。这需要通过社会消费的扩大来解决。而投资过度情况下资本在现实中已经实现转化，不再存在寻找出路的问题。换句话说，此时资本过剩的情形是不存在的。但是，资本过剩则一般是由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导致投资不足，使社会生产停滞进而产生危机。前者是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消费不足；而后者正是凯恩斯主义的主题。可见，资本过剩问题与资本积累乃至平均利润率的问题相关，似乎遵循了一个不同于商品过剩的逻辑。基于此，伊藤诚认为马克思有两种危机理论，即资本过剩的危机理论和商品过剩的危机理论，且这两种理论“在逻辑上是相互对立的”。^[5]尽管这一观点并不广为学界认同。

从资本主义的现实看，在战后的经济繁荣消退以后，在美国盛行的消费不足理论因陷于滞胀而破产，促进了利润率下降理论的崛起。剩余价值的积累在繁荣时苦于寻找出路，被经济停滞年代的积累不足所取代。相应的，理论上要求更多地降低实际工资以维持正常的资本积累，国家力量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