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国家间经济增长的成绩相差悬殊，特别是“二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异军突起，是什么原因使得部分国家能够顺利实现工业化与经济赶超，而另一些国家则陷入经济停滞的困境，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到内生增长理论，最为突出的研究方法进展就是在总结世界各国经济的典型化增长事实的基础上，构建增长模型，并以模型对于典型化增长事实的描述与拟合程度，判断该增长模型的优劣。Kaldor （1961）的著名研究对当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典型化事实加以总结，并被视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试金石，具体地认为一般性的经济增长特征包括：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且其增长率并不趋于下降；人均物质资本持续增长；资本回报率近乎稳定；物质资本—产出比几乎稳定；劳动和物质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近乎稳定；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在各国之间差异巨大^[1]。Jones和Romer（2009）在Kaldor事实被提出的五十年后，重新做了类似的工作，并归纳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增长出现的新的典型化事实：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部分经济体增长加速；随着离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越远，人均GDP增长率差异性越大；收入与TFP的差别显著，投入能够解释的跨国人均GDP不足各国差距的一半；全世界工人人均人力资本量显著增长；人力资本的数量相对于非技术工人不断增长，但这并没有引发相对工资的持续下降^[2]。

上述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主要是针对处于世界发展前沿的成熟市场经济得出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大致可分为两类，即能够实现经济赶超的和未能加速发展甚至陷于停滞的国家，我们希望能够建立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的模型，并能够同时刻画上述两种可能。中国可视为继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后的有望实现经济赶超国家的代表，中国的增长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对象。回顾战后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发展的两种趋势日益明显。第一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第二是世界各国开放程度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此两种趋势相互影响，便利的交通通信，使得创新国之间以及创新国与跟随国的交流更加频繁，有助于新发明和新想法的快速推广，对于技术跟随者而言，选择推动技术进步的途径就扩展为对外模仿与自主研发。一般来说，20世纪后半期经济成功实现赶超的国家（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其发展战略存在显著的相似性，即政府人为地压低生产要素价格，通过财税政策高估企业获利能力，激励社会资源由非生产领域向生产领域转移，提高本国生产能力；同时还要配合贬值本国货币，扩大出口来消化那些因国内劳动力低价格而无法消费掉的产出。通过归纳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总结为下述特征：

（1）投资率先升后降，依靠高投资率跨越贫困陷阱，而后保持高位，经济增长加速；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投资率开始下降，经济增长率随之下降。

（2）居民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前期收入差距扩大，激励生产资源流动已实现优化配置；后期收入差距缩小，提高中产人群比重，维护社会稳定。

（3）先模仿后创新。前期模仿世界前沿技术，节省成本，充分发挥本国的后发优势；后期转而自主研发，保证经济获得持续增长动力。

总体上看，经济增长成功实现赶超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会经历一段加速期，而后恢复正常状态，或者说该国的经济增长率会随着时间的演进呈倒U字曲线的形状。本文正是源自此方面的考虑，构建了适合技术跟随的发展中国家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为发展中国家的厂商赋予模仿与创新两种推动技术进步的方式选择，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寻找何种状态可以实现赶超，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些国家陷于停滞。参照贫困陷阱的说法，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提出了模仿陷阱的概念来描述上述这一状态^[3]。模仿陷阱就是指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进步路径仍处于模仿阶段之中时，经济已经收敛至稳态，因而无法进入依靠自主创新来推动技术进步阶段的一种状态。如果说贫困陷阱主要是从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来分析经济停滞的现象，那么模仿陷阱则主要是从一国的技术进步路径的层面来分析其经济水平存在停滞的可能性。二者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