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看，影响中韩经济一体化的因素较多，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些因素在不断发展变化，影响着两国经济合作的进程。本文试图从中韩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演变入手，通过对影响两国贸易和投资发展因素的分析，更深入地理解两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动因和制约因素以及发展前景，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遵循巴拉萨对经济一体化的定义，巴拉萨^[1]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诠释经济一体化，即经济一体化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各国通过经济往来接触逐步认可，消除彼此经济单位之间的歧视，可以理解为通过这种“过程”所达到的“状态”。更进一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状态与过程、手段与目的统一”^[2]。

一 中韩贸易的发展演变

（一）“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民间贸易促进的中韩贸易

1876年朝鲜与日本签订《朝日通商章程》后，中国商人和士兵进入了朝鲜，自此以后双方开始频繁的民间贸易往来。二战结束后，日本撤出韩国。朝鲜战争爆发，中国的参战，使得韩国国民眼中的中国从以前的朝贡中心国变成了敌国，对中国进行了全面封锁。另一方面，美国驻军韩国，美国用尽各种手段反共反华扶植国民党，韩国成为美国对抗中国的一个砝码。中国与苏联一个阵营，与朝鲜建立友邦关系，中韩中断政治、经济、文化往来43年。为了保护不多的民间贸易顺利进行，双方互设贸易代表处以便促进民间贸易的发展，民间贸易主要通过日本、香港进行。

（二）20世纪70年代～1999年：中韩建交成为国际合作历史上的“合作典范”

20世纪70年代，中韩关系出现了转机。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出现回暖，美国开始主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为中韩关系的解冻提供了催化剂。1972年中日建交与尼克松访华，中国地位的上升引起周边国家的重视，韩国开始重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此时的中国在韩国人眼中敌国的形象开始模糊，“改革楷模”的形象逐渐形成，认为中国不但走出甲午战败国的阴影，而且实现了民族独立与快速发展，并用中国的改革来反思韩国现状。这纠正了“冷战”时期韩国人对中国扭曲的印象，是中韩关系改善的良好开端（白永瑞，2011）。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建交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让韩国开始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之路。同时，韩国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全斗焕的下台和1987年新宪法的出台，为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79年石油危机是中韩经济关系改善的直接动因。西方国家设置反倾销、出口自律等非贸易壁垒对韩国等新兴国家实施了贸易保护措施，美国因与韩国的贸易逆差增大对韩国施加压力，要求韩国开放农产品和服务业市场。中国先后与日本、美国两大经济强国的建交也加重了韩国的危机感，而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迅速，开拓中国广大的市场就成为韩国平衡贸易的重要途径，这加快了韩国对中国的经济外交进程。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及改革开放的需要，中韩关系开始转变。1983年5月11日，中国民航296航班被暴徒卓长仁劫持飞往韩国被美军拦截，韩国主动建议与中国政府谈判而非“台湾政府”，这是韩国向中国表达建立友好外交所递出的橄榄枝。这次劫机事件戏剧性地为中韩接触提供了契机，促进了日后中韩关系的好转，双方都意识到了中韩关系改善的战略意义。

“北方政策”的推行促成了1990年苏联与韩国的建交，这对韩苏双边关系和东北亚地区发展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年朝鲜半岛南北方进行了总理的双方会谈，朝韩双方局势有所缓解，中国对“北方政策”开始做出回应。为了扫除中国对于“北方政策”推行的最后一个疑虑和障碍，中韩于1992年4月至7月妥善处理了台湾问题，为两国建交创造了条件。1992年8月两国建交，为巩固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双方分别就贸易、投资、技术等签订了协议。1993年，为了进一步完善贸易环境，中韩又在海运、通信、环境使用等方面达成协议。1994年3月，新任韩国总统金泳三访问中国，双方就汽车、飞机、程控交换机、高清晰度电视机以及核电等五大领域的合作进行了协商，这标志着中韩经济合作由投资贸易合作转向产业合作。1994年10月，中国李鹏总理访问韩国，提出中韩经济关系四项原则：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真诚合作、共同发展，当时中国需要引进更多的韩国投资，同时双方在环保、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