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虚拟资本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提出来的，具体指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从虚拟经济演化发展角度看，纸币的出现标志着商品价值开始虚拟化，信用制度和股份制建立则标志着资本的虚拟化，随后金融衍生品的诞生和交易标志着虚拟资本的虚拟化，虚拟经济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与实体经济共同构成社会经济活动的两大领域。目前，虚拟经济已从传统的虚拟资本交易活动扩展为通过互联网络等信息技术载体进行的一切虚拟的经济活动。实体经济主要指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一般而言，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一方面，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其发展能够促进虚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有反作用，可以提高社会资本的配置效率，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分散实体经济主体的经营风险。但1997年以来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程度的多次爆发，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很多学者（陈继勇、盛杨怿、周琪，2009；沈悦、闵亮，2009；郑湘明，2013）开始过分强调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消极影响，认为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危害了实体经济的稳健运行，但是对如何发展虚拟经济的问题避而不谈。相应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快速上升，由2008年的47.52万亿元快速上升到2012年的97.42万亿元，其中仅2012年便新增余额12.26万亿元，占全球新增广义货币供应量的46.7%，有关中国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观点也甚嚣尘上（盛宏清，2013；黄涛，2013；徐云松，2013）。基于这些现实，本文抛弃了一般意义上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量的比较，及由此得出的虚拟经济是否过度的简单结论，而是关注二者关系的实质，即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与偏离的联动效应。

国内有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研究集中在二者背离和互动两个方面。刘骏民、伍超明（2004）和伍超明（2004）分别从股票市场收益率和货币流通速度角度研究了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背离；吴德礼（2009）发现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由于互动机制不健全，呈现出背离的趋势。刘金全（2004）和何宜庆（2004）则分别对虚拟经济指标和实体经济指标进行拆分，发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进一步的，周莹莹、刘传哲（2011）以虚拟经济中的资本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为例，证明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单向关系，李正辉（2013）将虚拟经济指标设定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发现中国虚拟经济有较为微弱的财富效应，不同虚拟经济形态财富效应具有差异性；杨玲（2011）运用VAR模型发现实体经济内部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存在相关性，虚拟经济主要依托实体经济的发展；董俊华（2011）选取了股票市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作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衡量指标，采用1992～2008年的年度数据，对二者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只证明了实体经济增长是虚拟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国外有关研究发现，不同国家虚拟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其与实体经济的联动效应也不一样，虚拟经济越发达，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越明显；而国内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联动关系的研究自1997年以来发展较快，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但由于指标选取和研究角度的差别，对于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二者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企业融资较多采用间接融资方式，而现有文献多选取股票市场总值、股票市场成交额、证券投资基金成交额、商品期货成交额等作为虚拟经济衡量指标，这些指标不能客观全面反映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状态，特别是在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是否超发引起学者广泛关注，其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已成为研究焦点的背景下，虚拟经济的衡量指标确定需要思考。同时现有实体经济的衡量指标通常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工业增加值等，这些指标又不能细化中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的联动效应。基于此，本文选取马歇尔K值（M2/GDP）和三次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作为虚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