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贸易依附到金融、技术依附：拉美学派对依附理论的发展

依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是出于对拉美经济委员会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局限性的一种反映，也是对主流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各阶段》一书中所提出的发展观点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货币主义新古典观点及政策主张的一种激进反映。根据帕尔马（G.Palma）的观点，拉美依附论经过发展演变为三个主要流派：一是以福塔多（Furtado）、桑克尔（Sunkel）为代表的依附论，他们主要将依附归因于外围国家（或地区）内部存在的问题，并试图重构理论来克服拉美经济委员会分析的局限性；二是以弗兰克（Frank）为代表，并由桑多斯（Santos）等人继承和发展的依附论，他们否定拉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认为资本主义导致了“不发达的发展”；三是以卡多索和法勒多（Cardos and Faletto）为代表的依附论，他们承认外围国家在依附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而他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拉美依附的具体形式上。^[1]

1.以福塔多、桑克尔为代表的“停滞主义”的依附论流派

巴西经济学家福塔多曾是拉美经济委员会较为激进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一位。他曾对巴西20世纪5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表现出相当的乐观，但后来成为60年代停滞主义观点的主要支持者。

福塔多从经济增长的驱动角度对中心与外围国家进行了对比分析。福塔多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众消费是构成本地产品市场需求的主要来源，并以消费诱导投资，实现消费与投资的相互促进，这种良性互动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但在外围国家，消费与投资的这种相互促进的基础并不存在。福塔多认为，由于杜森伯里的“示范效应”，外围国家中高收入群体，出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模式的模仿，倾向于购买中高端进口产品和国内相应的进口替代产品，他们的消费——而不是大众消费——构成了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国内主要市场需求来源。而生产进口替代工业产品所需要的进口技术具有资金密集的倾向，因此工业增长逐渐具有资本密集的特征，这种增长模式加剧了收入和资本的集中，导致大部分人口的边缘化。^[2]

福塔多认为，正是这种消费方式与传统社会结构（建立于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的结合，决定了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和与发达国家间的“中心依附机制”。福塔多发现，拉美经济委员会的进口替代战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对外国的依附，因为奢侈消费品的进口被更加需要的中间产品、资本货物以及技术的进口所替代，同时也加重了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因为它们是增加进口所需的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福塔多认为，进口替代工业部门与国内传统经济部门生产技术上的差异，是造成外围国家收入分配恶化和对外国依附的重要原因，因此，福塔多特别强调需加强经济结构改革，以使现代技术能够尽快地渗透到所有生产部门，从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减少边缘化。福塔多还强调需提高外围国家的自主程度，特别是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自主，以摆脱依附。^[3]

智利经济学家桑克尔进一步分析了依附形成的其他四种机制：一是因保留传统社会结构而出现传统农业的停滞，粮食进口越来越多，出口增长缓慢，贸易失衡加剧；二是出口商品持续高度集中，经济结构失衡成为常态；三是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对外国技术和外国资本依赖日益严重；四是公共部门扩张性财政造成预算赤字不断增加，由于政府开支过度依赖出口税，但税收不足以维持政府高支出，诱发外债不断上升。桑克尔指出，“正是由于不得不求助于外国资金，导致了依附态势”。^[4]桑克尔由于看到拉美国家对对外关系的高度依赖，同福塔多一样，强调发展民族经济来改变这种“中心—外围”格局。他特别强调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性。

桑克尔认为跨国公司是造成拉美国家依附和不发达的直接原因。他把世界经济的“中心”定义为包括不发达国家的“现代”部门和发达资本主义大部分经济部门的“跨国资本主义”，而把“外围”（或“边缘”）定义为包括工业化国家的一些落后部门和不发达国家中那些停滞或边缘化的部门。可见，桑克尔的分析打破了国家界限，在他的分析框架中，中心体制是跨国公司，他认为一国之内和国家之间都会产生两极分化。^[5]不过，桑克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