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受国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我国的总出口和作为总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出口均呈现出指数级的迅猛增长。与此相对应的是，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和贸易依存度的节节攀升。

虽然，外汇储备总存量和外贸依存度没有国际统一的安全标准，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及其快速增加的势头和处在高位的外贸依存度也不能说明中国经济已经不安全，然而，依靠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必须以出口目标国的经济增长为先导。一旦外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将无疑会加大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难度，这次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就是明证。基于此，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外部影响因素和潜力具有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本文运用国际贸易领域广为接受的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前50个贸易伙伴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和潜力。引力模型最早发端于物理学中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公式，即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而与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经济计量学家Tinbergen（1962）和德国经济学家Poyhonen（1963）最先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并认为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它们各自的经济规模成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地理距离成反比，二者的经济规模分别反映了出口国的潜在供给能力和进口国的潜在购买能力。Linnemann（1966）是第三位系统研究将贸易引力模型应用于双边贸易流量计量分析的经济学家，他首次对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分析进行了系统集成，在模型构造和变量设计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技术路径和学术思想（谷克鉴，2001），并首次将人口变量加入引力模型中。然而人口变量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并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一致同意，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Linnemann（1966）、Bergstrand（1985）等经济学家发现人口变量与贸易流量负相关且在统计上显著，而Brada 和 Mendez（1985）则发现人口变量与贸易流量正相关且在统计上显著。我国学者盛斌、廖明中（2005）在研究中发现人口变量和人均收入可以相互替代，二者中的任一变量都不会影响回归效果的敏感度，他们在回归分析中利用人口变量代替人均GDP变量进行回归，所得结果几乎相同（系数相似、符号相反）。这也是本文在后面的实证研究中将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两个变量同时纳入引力模型中出现多个变量不显著时，果断舍弃人均收入变量的依据之一。

基于模型表述的简明性，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可。经济学家将优惠贸易协定、共同语言、人均收入的绝对差额、两国消费价格指数、殖民关系等外生变量相继引入基本引力模型中，在丰富引力模型内涵的同时也扩大了引力模型的解释能力。Rauch（1999）甚至认为引力模型是预测国际贸易流量标准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实证分析框架。然而，引力模型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批评和责难（Anderson & van Wincoop，2003；Bergstrand，1985）。争论的焦点在于模型的理论基础，正如Bergstrand（1985）在自己的论文摘要中所说“尽管引力方程在解释贸易流量方面取得了经验上的成功，但因为模型缺乏较强的理论基础，方程的预测潜力受到了限制”。不过，经由Anderson（1979）、Helpman 和 Krugman（1985）、Bergstrand（1989）和Deardorff（1995）等经济学家的不断发展，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已经日渐稳固，并催生了大量新的引力模型文献（盛斌、廖明中，2004）。

在国内，虽然应用引力模型分析我国对外贸易的文献已经很多，但专门针对中国贸易的研究相对匮乏（鲁晓东、赵奇伟，2010），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影响因素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盛斌、廖明中（2004）是国内较早应用引力模型分析我国出口贸易流量决定因素的学者，其文献对引力模型在国内学术界的发展和应用具有广泛和重要的借鉴意义。鲁晓东、赵奇伟（2010）即在二者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随机前沿方法和面板数据估计了中国的“前沿”出口水平和出口潜力。此外，周念利（2010）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和出口潜力。张海森、谢杰（2008；2011）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东欧农产品贸易和中国—非洲农产品贸易流量的决定因素与潜力。

鉴于目前国内几乎没有学者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本文抓此机会对此进行研究，同时注意到前人在分析中国出口贸易流量和潜力时未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F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