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内在否定性”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领域的创造性应用。^[1]它既是《资本论》经济学思想的核心表达，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的基本分析范式。这种分析范式下的经济学，与西方微观经济学写在黑板上的成本收益分析相比，有着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与西方宏观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流量分析相比，有着更为深厚的人文关怀。这是因为：在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经济发展理论始终与社会发展理论、人的发展理论紧紧联系，经济发展阶段也与社会发展阶段、人的发展阶段环环相扣；在这样一个庞大的三维（经济、社会、人）发展的逻辑架构中，“资本内在否定性”是其全部发展体系赖以旋转的轴心——它通过条分缕析地演证“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3]，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兴起、发展、衰落和消亡的生命过程，又从这个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推演出整个人类历史的进化图式。

如果我们将中国梦置于其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普照下，关于“人民幸福”的理论和实践正凸显时代价值；资本价值观及其主导下的生产方式已日渐褪色；而中国梦，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生产方式的探索，将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升起。

一 发展坐标上的“中国梦”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根据“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逻辑展开，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即人对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自由个性社会。^[4]并指出，资本主义是位于社会发展第二阶段的一种经济形态，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推动下（它一方面孜孜不倦地驱使生产超越它自身设定的每一个限制，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5]），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不可阻挡地朝向第三阶段的社会过渡。在这个经济、社会和人的三维发展坐标上审视中国梦的当代语境，我们发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只是手段和途径，“人民幸福”才是最终目标和根本归宿——只不过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语境审视

众所周知，“中国梦”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涵，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当前理论界比较强调的是“民族复兴中国梦”。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以个人主义价值观来否定“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意义上的中国梦，势必造成当代中国社会思想上的极大混乱。

在理论上，马克思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意识到，从根本上说，人类幸福和个人完美是完全一致的。在中学作文中，马克思写道，“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6]后来，在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人对人的依赖性社会”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中，才存在个人与集体的对立；而前两种社会发展到了“自由个性社会”时，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都是错误的，因为那时，个人与人类的对立已经消除。中国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努力实现个人与国家、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的一致，而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也已经表明：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是“人民幸福”的前提条件；没有“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就无从谈起。

古代中国是一个“天下”国家，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衡量，相当于“人对人的依赖性社会”。直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中国才被迫遭遇“西方的近代”。西方的近代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时代，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世界历史是由资产阶级开辟的：从中世纪晚期的工商业城市，到民族国家，再到全球化，是资产阶级开辟的世界历史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的个人主义，第二阶段是资本的民族主义，第三阶段是资本的帝国主义。按照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