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既事关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性选择，也事关我国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与选择问题。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围绕国有企业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与论争，主要是围绕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国有企业效率改善的来源、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等四个方面展开的。理论纷争的背后，是政策主张的不同。

一 关于国有企业效率高低研究进展、论争与述评

学者们对于国有企业效率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结论有三种，即低效率论、非低效率论、高效率论。

林青松（1995）^[1]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3》，利用1981～1990年数据分别对国有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和测算，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最低的，仅为1.52%，不仅大大低于城市集体企业的7.89%，也低于乡镇企业的2.37%。提出要坚持市场取向改革。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2]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运用1980～1992年的统计数据，对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了研究，计算表明集体工业全员生产率的增长始终高于国有工业，并且高出很多。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国有工业生产率。刘小玄（2000）^[3]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为基础，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和OLS计量方法对我国20余个产业大约17万家企业的效率进行了测定和比较，结果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中私营企业效率最高，三资企业次之，股份制和集体企业再次之，国有企业效率最低，私营企业的平均效率为国有企业的2～5倍。提出要明晰产权。姚洋、章奇（2001）^[4]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的数据对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各个因素进行了检验，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集体、私营、国外三资企业的效率分别要高出15.1%、45.5%和11.4%。提出要完善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监督机制。刘小玄（2004）^[5]利用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2001），选择民营化进行得最为普遍的工业领域，通过相关效率模型的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对于效率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三资企业则都具有积极的对于效率的正相关推动作用。并进一步认为，在改革20多年来的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持续进行的民营化和企业股份化改造的方向是正确的，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提出不应有任何动摇而应始终坚持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方向，尽快确立各项与民营经济相配套的市场竞争和监管规则。胡一帆、宋敏、张俊喜（2006）^[6]根据世界银行一份对中国五个城市、覆盖六个行业的近300家国有企业（SOEs）1996～2001年的调查数据，发现民营化显著提高了公司的销售收入，降低了成本，而且这些优势最终使得公司盈利能力和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由民营机构控股、彻底民营化的企业比那些仍然是国有控股、部分民营化的企业绩效表现更好。提出中国政府应更加坚定地推进民营化改革。

李楠、乔榛（2010）^[7]利用1999～2006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s-in-differences），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绩效虽仍有别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但经济绩效自2003年前后发生明显好转，国有企业绩效已经与非国有经济较好的三资企业无差异。这表明，自1999年以来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国有企业整体绩效获得了明显提高。提出国有企业改革需继续深化，但国有企业改革并非只有国有企业民营化这唯一途径。洪功翔（2010）^[8]利用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系统的上市公司数据，选取了电子、房地产、机械设备仪表、建筑业、批发和零售、食品饮料、信息技术、医药生物制品、造纸印刷和综合类等10个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与民营企业，其中还剔除了最终控制人为央企、中央部委的上市公司和外资企业，最终收集了2002～2009年的6720个样本，进行了数据包络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综合效率不存在显著差异。提出不要片面强调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不能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对立起来，国有经济是否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应由市场说了算。马荣^[9]（2011）收集了2003～2008年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数据中的按行业分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的Ma 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3～2008年行业加总的国有企业实证核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并与外资企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