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与研究方法

《一评》^[1]根据西方要素理论和交叉科学方法，建立了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决定的变量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在历史唯物主义和交叉科学方法论框架下，运用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的历史反证法（counterfactural historiography）衡量中国1949～1980年和1980～1995年时期国有企业效率效益，^[2]在科学假设、衡量、比较、反证基础上进一步证伪“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以下简称“低下论”）这一理论。

历史反证法功能之一是通过对历史做同等或不等条件下的作用因素假设，用以检验决策、模式选择的差异性及目的性。它不是“假设历史”，而是通过设定一个合理标准，检验同一个历史时期里两种不同模式、决策的结果和效率效益差异性。从决策科学看，这也是一个信息完整性、实证科学性、选择优化性等博弈的综合衡量。比如，它可以通过结果差异性对比来衡量一个经济模式、政策、方法选择的决策科学性。福格尔用它比较美国19世纪“铁路经济”和一个假设的主要依靠水路和陆路交通的同时期美国经济（后者是相对当时“发展铁路经济”模式而提出但被否定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得出结论：美国铁路并非像诸多人所宣称的那样是经济发展效率效益更高的模式。而经济学和计量历史学（cliometrics）的交叉研究还表明，如果把用于铁路的投资用于改进、建设陆/水路交通，铁路的优势将微乎其微，而且陆/水路经济会避免一些铁路经济的“社会性成本”（如铁路经济所产生社会平等、公平、正义问题）。从美国20世纪40年代后陆路交通的革命性发展以及经济效益作用看，这一反证结论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

本文对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反证法衡量不使用具体计量手段。首先，《一评》中13个命题的逻辑结构所表现的数理衡量方法本身已对封闭系统下简单、割裂、无视差异性的数量研究所产生的“低下论”做了证伪。其次，本文主要针对封闭系统下的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合理性（validity）、可靠性（reliability）、适用性（applicability）、逻辑性（logicality）问题，而不是它们在实证分析中具体数量方法上表现的数理错误（尽管这种错误在方法论出问题时一般较难避免）。因此，反证法的运用主要是在《一评》13个命题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反证和历史实证主义反证推演出“低下论”的逻辑性、合理性、可靠性问题。最后，在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问题上，“低下论”逻辑如此荒谬，方法如此错误，结论如此颠倒，已远不是当年美国历史学家基于不当数据得出铁路不可或缺这一不精确结论的情况了。这就使得本文基于函数而非基于实证定量的反证分析具有其自身科学性。也因此，除运用福格尔的实证反证法之外，本文还运用逻辑反证分析。这个逻辑反证分析之成立，是因为它基于《一评》中13个函数关系的论证。

《一评》表明，1949～1980年时期的中国，在人均自然资源方面处于世界最低行列，却发展了经济，显示了效率效益；在总体技术能力与水平方面处于世界最低行列，却发展了经济，显示了效率效益；在人均资本存量方面处于世界最低行列，却发展了经济，显示了效率效益；在劳动力数量和人口数量世界最大、劳动力“素质”方面处于世界最低行列，却发展了经济，显示了效率效益；既让最广大人民都有就业保障，又发展了经济，显示了效率效益；既让全世界最大数量的妇女与男性一样平等地加入到经济中来，又显示了效率效益（中国产生的女性工程师人数超过发达国家）；既建立了初步完备的现代化工业基础设施体系，又显示了效率效益；既建立了一定的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又显示了效率效益；既发展了国防从而使得外族和西方列强再也不能凭借军事力量入侵中国，又显示了效率效益；既发展了现代科技从而使一些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又显示了效率效益；既建立了社会事业领域的基础设施，又显示了效率效益；既建立了公平、平等的社会主导价值观，又显示了效率效益。这些效率效益的显示当然首先是相对中国1949年之前的状况，也相对任何在《一评》中13个函数关系方面与中国具有可比性的国家而言。

习近平最近指出，“对待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要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其中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