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生财富系统”提出的历史逻辑与时代背景

从改革历史进程上看，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后改革时代”概念提出的直接原因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是区别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的一个概念。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划分存在不同的观点，由于本文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财富理论进行分析，因此本文采用白永秀教授（2010）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为划分标准——1978年12月到2003年9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称为“前改革时代”，2003年10月到21世纪中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称为“后改革时代”。与前改革时代相比，后改革时代更加突出共富、和谐、民生本位、关注质量、稳定的时代特征^[1]，但我们坚信“发展”自始至终都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题^[2]，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所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封闭僵化的发展老路，“发展”的理念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不断拓宽与升华的。从物质、精神“两手抓”到十六大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确立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再到十七大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基础上提出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继而到十八大的新构建——将“四位一体”拓展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经济建设的主旋律拓宽到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文明建设的轨迹折射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我国改革进程中得以不断深化。

目前，我国虽已进入后改革时代，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没有变，发展生产力的总趋势没有变。生产力始终是社会发展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只有在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下才成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因此，对我国国民财富的研究要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之下，既从生产力方面强调人与物的关系又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方面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下的研究对象是超越了“物质财富”和“资源”的“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在前改革时代物质基础不扎实的条件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采取了“先富”政策使得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得到优先发展。非均衡改革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在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任务的后改革时代，如何达到“共富”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目标。必须强调的是，“共富”的内涵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物质利益关系的协调发展，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中物质生产为共富提供物质基础，人类自身生产为共富提供内在动力，精神生产则为共富提供价值导向。因此，前、后改革时代经济研究的任务和目的的不同决定了经济研究的对象应由单纯物质先富转换到人、自然、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共同富裕。

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财富”的概念总处在尴尬境遇——广为人知却鲜为人解。财富的社会属性早已被抛诸脑后，“财富”被狭隘地理解为“财产”。“财产”仅作为“物质财富”的一种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是与主体利益相连却无法反映主体本质的。在这种错误概念的指导下往往容易产生非民生的经济活动（或者说异化劳动），最终导致人被自然的狭隘实用思想操纵而压抑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异化劳动”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商品拜物教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那么，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