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是事关国民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提高到2012年的38354元（约6100美元）。但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迅速拉开并呈现不断扩大趋势，中国已由世界上收入分配十分平均的国家变成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之一，从而引发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

社会保障是世界许多国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工具和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国内学术界也开始关注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旨在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收入合理分配，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和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要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保障全民覆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社会保障具有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客观上已成为综合性的收入再分配手段之一。

一 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及其原因

国际社会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如果在0.2以下，表示收入分配高度平均；如果在0.2～0.3，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如果在0.3～0.4，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如果在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如果在0.5以上则表示收入分配高度不平均，尤其是在0.6以上时，表示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严重。^[1]国际社会认为，当基尼系数在0.2以下，或者在0.4以上时，收入分配是不合理的。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16。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我国2003～2012年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74。^[2]如果再把人们“怕露富”的少报、非正常收入的隐瞒等因素造成的收入统计不全考虑进来的话，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经超过0.5，远超过联合国设定的0.4的国际警戒线。从1984年到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的差距已由1.83∶1扩大到3.101∶1。如果再加上城镇职工享受的各种补贴、低价的公用设施和文教卫设施等，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将扩大5～6倍。另外，像电力、电信、民航、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等国有行业，既享受国家政策的扶持又垄断市场，并将其获取的高额垄断利润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本行业职工的高工资和高福利。这些国有垄断行业的职工总数不足全国8%，但其工资收入却占了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目前我国41.4%的财富掌握在1%的家庭手中。^[3]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之一。

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GDP中，企业收入占比重较高，劳动报酬占比重较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调整必然对分配制度产生根本性影响。我国通过改革原有的以“大锅饭”为主要特征的平均主义分配体系，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居民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出现了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并存的局面。

目前我国私营企业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但是，私营经济中主要实行雇佣劳动制度，其经营目标是获取利润，或者说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剩余价值，以实现其资本的增值。这就造成了在GDP中企业收入占比重较高、劳动报酬占比重较低，从而拉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如1983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是56.5%，2011年下降到44.9%，较美、英等发达国家低15个至20个百分点，^[4]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则持续增大。

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价格机制的引导，资源将被配置到效率最高、社会最需要的生产部门。这样，由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的收入分配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就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人们的劳动能力、社会机遇和家庭赡养负担上的差异，都产生了个人收入和家庭生活富裕程度上的差别。

第三，政府主导的市场化。同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既有经济自发发育的成分，又和政府的推动密切相关。这种政府主导性的市场机制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