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4年11月 |
2014年4月最新发布的IPCC第五次评估第三工作组报告基于全球范围的最新研究成果,重点围绕如何实现全球2℃温控目标这一核心问题,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原则及概念框架、温室气体排放趋势和影响因素、减缓的目标与路径、行业部门的减排潜力与成本、国际气候体制与国内及区域政策、气候融资等问题做了全面评估,系统给出了有关实现2℃温控目标涉及的原则和框架性问题、历史轨迹、未来排放空间和路径、部门减排要求和可行性以及国家、区域、国际层面的政策和资金需求等的一系列重要结论。报告已成为各国利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多学科评价争夺政治话语权的重要平台。本文对报告的一些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进行了初步分析解读,以期对我国下一阶段谈判及国内相关工作提供更好的支撑。
IPCC第三工作组第12次会议于2014年4月7~11日在德国柏林召开,各国政府代表对报告决策者摘要进行了逐行审议,第五次评估第三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14:减缓气候变化》及其决策者摘要最终于2014年4月12日的IPCC第39次全会上通过。
报告基于全球范围的最新研究成果,聚焦于减缓气候变化问题,重点围绕全球相对于工业化前温升不超过2℃这一核心目标,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原则及概念框架、温室气体排放趋势和影响因素、减缓的目标与路径、行业部门的减排潜力与成本、国际气候体制与国内及区域政策、气候融资等问题做了全面评估,系统给出了有关实现2℃温控目标涉及的原则和框架性问题、历史轨迹、未来排放空间和路径、部门减排要求和可行性以及国家、区域、国际层面的政策和资金需求等一系列重要结论。
与第一、第二工作组不同,第三工作组报告对减缓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评价受伦理、价值判断和利益取向的影响更大,与公约谈判和国别政策决策的联系更为直接、紧密和广泛,其结论必将直接成为谈判和国别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对现阶段正在进行的2020年后国际气候体制谈判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1]。因此IPCC第三工作组报告已经成为各国利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多学科评价争夺政治话语权的重要平台。
本文对报告的一些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进行了初步分析解读,以期为我国下一阶段谈判及国内相关工作提供更好的支撑。
一 IPCC第五次评估第三工作组最新进展[2][3]
与第四次评估报告相比,IPCC第五次评估第三工作组报告呈现如下特点。
1.报告以风险管理和不确定性为切入点,采用了紧密围绕全球相对于工业化前温升不超过2℃这一全球政治共识的新的思路主线
与第四次评估报告不同[4],此次评估报告采用了新的自上而下的思路主线,紧密围绕全球相对于工业化前温升不超过2℃这一目标,以风险管理和不确定性为切入点,在考虑减缓气候变化的价值判断、伦理、公正、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等框架性问题的基础上,基于对过去和当前的排放趋势的分析识别减缓气候变化的挑战,基于情景分析给出与一系列浓度目标一致的长期减缓路径,进而识别给出不同经济部门的可行减缓选择和相应的政策选择。了解报告的这一思路主线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梳理报告内容。
2.报告强化了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框架性问题的评估
与第四次评估报告相比,本次报告设置专门章节(第2~4章)强化了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集成风险和不确定性,社会、经济、伦理的概念和方法,以及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等减缓气候变化相关的框架性、概念性、基础性问题的探讨和评估。
3.报告紧扣全球2℃温控目标,强化了对最可能实现全球2℃温控目标的低浓度情景的全方位评估。
与第四次评估报告相比,本次报告对未来减排情景的评估呈现如下特征:①最可能实现全球2℃温控目标的低浓度情景(即430~480ppm CO2当量浓度情景,相当于RCP-2.6)的数量显著上升,从第四次评估报告的6个上升到了本次评估报告的114个。②增加了与第一工作组地球系统模型结果的协调,提高了结果的可比性。③探讨了非优化情景,包括限制技术获取性的情景(即限制一些技术如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获取)和延迟减排情景(即如果允许一些国家延迟采取减缓行动)对实现减缓目标和减排成本的影响。④考虑了更多的技术选择,如生物质能结合CCS技术。⑤考虑了综合评估模型(IAM)结果与部门分析结果的协调匹配。
4.报告从跨部门的角度侧重评估了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形态对排放的影响和相应的减缓措施
与第四次评估报告相比,本次报告首次设置单独章节评估人居、基础设施和空间规划问题,从系统优化的角度描述城市能源供应、建筑、交通、工业等各子部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就人居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城市系统的排放驱动因子与基础设施、城市空间规划与减缓、城市减缓气候的政策措施等问题开展了综合评估,为如何在城市以及城市化过程中减缓气候变化提供了政策建议。
5.报告从国别与次国别、跨区域和国际四个层面强化了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的评估,并设置单独章节讨论资金问题
与第四次评估报告相比,报告增加了对政策工具的评估,特别是加强了对政策综合效果、政策障碍以及不同政策措施之间的协同与权衡效果的评估。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