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减排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议题。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即使人均CO₂排放量不再增加，也意味着CO₂排放总量将持续上升。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人均CO₂排放量还在不断增加，即使是很多高收入国家也不例外。例如，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美国在2010年的人均CO₂排放量仍然上升了1.44%。在过去的50年（1960～2010年）中，美国每年的人均CO₂排放量一直徘徊在15～22吨之间。如果中国人均CO₂排放量和美国一样，哪怕是按照最低水平15吨计算，在2010年中国的CO₂排放总量也会达到201亿吨，而不会是83亿吨。同时，我们知道，因为污染外部性的特殊原因，CO₂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使在很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也难以达到拐点。或者说，即使中国在2020年能够从中高收入组进入高收入组，在理论上，人均CO₂排放量也还会持续升高，除非中国政府采取异常严格的环境措施。然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在减排的同时，也将带来实体经济的各种问题，如实际增长率下降或失业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角度，重新估计人均CO₂水平、峰值出现的时间以及峰值出现时的CO₂排放总量。研究结果对我们充分认识减排问题以及制定合理紧凑的减排时间表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人口变化对CO₂排放总量的影响途径

中国人口总量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5，201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已达到13.4亿人。人口增长终将给脆弱的资源环境带来压力。实际上，人口预测被看作“从现实中看得到的未来”。根据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以及总和生育率可以推算和判断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与经济指标相比，这些人口指标的变化相对较慢。因此，在当前人口发展趋势和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推算短期的人口总量和分年龄与性别的人口将与未来实际值相差不大。根据人口的发展预测CO₂排放峰值时存在两种可选的途径。第一种途径是人均CO₂排放增长率，第二种途径是CO₂排放强度。这两种途径都受到人口发展的影响。

1.根据人均CO₂排放增长率预测排放峰值

从人均CO₂排放增长率的变化趋势预测CO₂排放峰值。假设人均CO₂排放增长率按照不同的轨迹发展，我们很容易推算出CO₂排放峰值出现的时间和峰值出现时CO₂排放总量。例如，我们假设人均CO₂排放量保持不变，那么对未来CO₂排放峰值的预测就将依赖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如果总和生育率（TFR，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上升，则未来人口总量也将随之增加。即使人均CO₂排放量保持不变，但人口总量增加也将推迟CO₂排放峰值的出现时间和增加峰值出现时的CO₂排放总量。

2.根据CO₂排放强度预测排放峰值

从CO₂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预测CO₂排放峰值。例如，假设到2020年CO₂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5%。此时，我们可以根据2005年数据推算出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即单位GDP的CO₂排放量。如果我们可以推算出2020年中国的潜在GDP水平，就可以根据“单位GDP的CO₂排放量”推算出2020年中国的CO₂排放量。因此，通过CO₂排放强度预测排放峰值时，关键的问题是对中国潜在GDP的预测，或者是对潜在GDP增长率的预测。

3.两种预测途径与人口变化之间的关系

从上述两种排放峰值的预测中可以看到，无论是通过人均CO₂排放的途径预测排放峰值还是根据排放强度的途径预测排放峰值，均与中国未来人口变化趋势有关。第一种途径依赖人口总量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采用郭志刚^[1]的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预测数据，根据不同的人均CO₂排放假设，直接推算出CO₂排放峰值。第二种途径从表面来看与人口的变化无关，但是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GDP总量的变化趋势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相关。陆旸和蔡昉指出，潜在增长率由资本（K）、劳动力（L）、人力资本（H）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共同决定，而人口结构的变化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影响前三个因素^[2]。直接效应表现在：当其他因素不变时，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将导致潜在就业减少，进而影响潜在增长率。间接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都是年龄的函数，这就意味着，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并不是一条平滑的曲线。当其他因素不变时，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的变化会引起潜在就业的变化，最终影响潜在增长率。第二，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影响资本存量，然而资本形成率还是人口扶养比的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