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高温、热浪和冻雨等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地影响着公众的生产生活，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21世纪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事关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科学家研究发现，公众的风险认知直接影响着人们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的行为方式，因此，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自然也会影响到他们对气候变化政策（如国际谈判、法律法规、税收、补贴等）的态度^[1]。

另外，公众个体的日常生活方式及行为对应对气候变化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若想有效地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就需要公众增强气候变化意识，自觉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及行为。而要让公众增强气候变化意识，政府需要借助民意调查来了解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状况，将公众关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作为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从而更好地制定和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本文将总结国内外机构对中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专项调查的情况，并根据调查数据对我国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

一 国内外机构对中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调查情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科学理事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气象组织机构的推动下，国际气候变化政策开始成型，相关气候变化议题开始不断出现在公共议程之中，与此同时，针对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调查也开始出现。

关于全球变暖公众认知的调查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了中后期相关调查开始大量涌现，调查的内容主要是关注公众意识水平、公众气候变化知识、担忧程度、风险认知以及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支付或行动意愿等。然而这些调查大多局限于一个国家，很少有全球性的多国比较研究^[2]。Anthony Leiserowitz认为1988年以来的多项民意调查表明，美国、欧洲与日本的公众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并且支持世界性的减缓与适应政策^[3]。

1990年之后，关于全球多国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调查才逐渐兴起。在全球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调查中，大都将中国纳入了比较视野。除此之外，国内一些机构如气候酷派项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和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等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反映中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状况。

表1详细列举了国内外机构对中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状况调查的总体情况，具体的调查机构、调查年份、调查国家、总样本/中国样本数、中国样本取样地和调查方式见表1。

表1 国内外机构对中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调查数据

从表1关于国内外机构对中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调查数据中可以发现，在调查方法上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实施中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调查的机构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且调查具有一定持续性，但样本代表性不够。最具代表性的是加拿大民意调查公司环球扫描（GlobeScan）、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马里兰大学世界公共舆论（World Public Opinion）、美国市场调查公司盖洛普（Gallup）、英国广播公司（BBC）和汇丰银行（HSBC），它们都进行了多年的全球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调查，其中包含中国公众部分。但这些样本选取都有着地理上的局限，绝大多数调查只关注城市而忽略了农村样本，不属于全国随机抽样的调查，因此样本的代表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二是国内机构对中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调查较少，全国范围内的随机调查更是零星。正如社会学家洪大用所说，由于缺乏大规模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数据，国内学者关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和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小范围的调查研究^[4]。

除了上述几个大型调查外，国内一些学者还有些零星的小规模调查。比如谢宏佐等基于国内网民的调查，研究我国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影响因素；彭黎明基于广州城市居民的调查，研究气候变化公众风险认知；吕亚荣、陈淑芬通过对山东德州296名农民的调查，研究农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及适应性行为；谭英等对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区4个盟市522家农户的气候变化认知及应对行为进行调查；云雅如等以黑龙江省漠河县为例，分析乡村人群气候变化感知；常跟应等在甘肃会宁县和山东单县开展乡村居民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认知研究；刘华民等对鄂尔多斯农牧民进行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等等^[5]。这些调查大都样本较小，因而不具有全国代表性，并且主要从气象学观测的角度来研究公众气候变化的感知。

二 调查主要结论和发现

纵观国内外机构对中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