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13日，中加两国领导人从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顺应时代潮流，做出两国建交的战略决策，掀开了中加关系发展新篇章。然而，纵观40多年来中加两国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其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2006年保守党哈珀政府上台执政后，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主导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对华政策也随之做了重大调整和改变，中加关系急转直下，跌至寒冬冰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西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增长依然强劲，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步提升。这一时期加拿大政府的对华政策又有了很大的改变和调整。随着加国哈珀总理在2009年和2012年的两度访华和2010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加拿大的国事访问，中国和加拿大两国的关系又逐渐升温，出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发展态势。本文将回顾和梳理中加建交以来加拿大对华政策的演变和发展，全面阐述加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现状，着重分析加拿大哈珀政府改变和调整对华政策的动因，并借此展望中加两国关系发展的未来走势，为全面推动中加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 加拿大对华政策的历史回顾

（一）新中国成立初至中加建交前的加拿大对华政策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到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间的20年里，加拿大对华政策基本上受制于美国。由于这一时期美国奉行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权的不承认政策，皮尔逊（Lester Pearson）时代的加拿大政府出于对美国“可能”的经济制裁的担心以及传统的盟国道义观的约束，^[1]一路追随美国政府，采取了对华抑制政策，因而错失了承认中国政权的机会。

（二）中加建交后至哈珀政府执政前的加拿大对华政策

1968年4月6日，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当选自由党领袖，并在两周后出任加拿大政府总理。特鲁多上台伊始即重新开始全面审视加拿大外交政策，主张在外交上坚持“积极的”和“现实的”政策原则。^[2]特鲁多总理认为，加拿大应该更多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来决定外交政策的走向，而不应该唯美国马首是瞻。在特鲁多总理的积极推动下，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于1970年10月13日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一重大外交决策不但使加拿大被国际上公认为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领导角色，而且还让加拿大以转变对华政策为契机，寻求摆脱美国束缚，走出了一条与美国保持距离、相对独立的外交之路。^[3]特鲁多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后来中加两国建交充分说明了加拿大自身利益诉求在其对华政策中的重要作用。

建交之后，中加两国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89年，加拿大政府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损害两国关系的制裁措施。中加两国双边贸易也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中加两国关系一度处于低潮。由此可见，加拿大虽然推行“独立外交”政策，但其对华政策依然无法摆脱美国因素的影响。

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此时加拿大政府开始认识到中加两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继而又重新调整了其对华政策。1990年，加拿大政府决定停止执行针对中国留学人员的“特殊移民规定”，并派外交特使来华参加中加建交20周年活动。随后几年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两国高层频频互访和对话。1993年3月，加拿大枢密院主席克拉克访问中国。同年5月，中国国家副总理朱镕基对加拿大展开国事访问。两国高层的互访和对话标志着中加关系恢复正常。期间两国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进一步增强。中加贸易总额1993年增长至25.72亿美元。加拿大企业界对发展与中国经济合作的积极性明显增强。截至1993年底，加拿大对华投资项目达到740个，协议投资额增至7.5亿美元。1994年3月，加拿大宣布在其对华政策中不再把人权与贸易挂钩。同年5月，加方提出对外“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和平与安全、法制与人权、环境与发展”四大支柱，表示加拿大对华政策将遵循“四大支柱”的原则，并强调“经济伙伴关系”是加拿大对华政策的核心。^[4]很明显，这一时期加拿大对华政策的调整，与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和加拿大的自身利益诉求有直接关系。

1997年11月，江泽民主席应加拿大总督罗密欧·勒布朗的邀请对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这是1985年以来中国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