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加拿大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西方发达国家，自1923年英国人谢尔顿最早提出“企业社会责任”（CSR）概念以来，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人权运动和环保运动的持续开展，受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不断丰富，地位不断上升，得到各个国家政府的日益高度重视。世界各国政府坚持不懈地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进程。联合国也给予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特别的关注。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也备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关注，如在西方，《财富》和《福布斯》均在企业排名评比时加上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评分标准之一；ISO组织出台了ISO9000、ISO26000等社会责任标准指南。一般而言，由于企业社会责任贡献本身短期很难使财务业绩上升，只能带来成本增加，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通常存在惰性思想。在现实背景下，认真研究战略利益以外的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力，如具有强制性的制度压力，对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发展和演变的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建设也逐步得以推动、发展和完善，国际非政府组织或机构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规章制度。1976年《跨国公司行为准则》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次发布，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首创性。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由政府签署并承诺执行的多边、综合性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这一准则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执行力，但它给跨国公司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商业伦理规范。其中所体现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多元化和扩大化倾向，对企业经营透明度的公众诉求，职业事故问责制的执行，都为跨国企业的公司层和经营层战略决策提供了参照标准。2000年该准则进行了重新修订，准则在国家层面上的执行力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到2000年，在全球发布的246个生产守则中，118个由跨国公司自己制定，其余皆是由商贸协会或多边组织或国际机构制定的旨在实现“社会约束”效用的生产守则。

Husted & Allen（2006）实证分析了制度压力理论（institutional pressure theory），结论认为：在解释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行为方面，制度化驱动力要比战略利益更具说服力。制度压力的内涵或来源可以细分为如下两个基本方面，即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制度安排。其中，外部制度环境可以分为政府政策与法规制度、非政府组织行业规范和媒体监督机制；内部制度安排可以分为公司治理结构、组织管理机制与企业文化。这一观点为分析加拿大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见表1）。

表1 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驱动力来源

实际上，回顾西方国家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和建设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过程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建设过程。在法规制度化建设方面，例如，美国自1970年以来出台了多部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法律，如1977年的《海外反腐败法案》，向美国企业传达一个清晰的信息，即美国企业在国外经营业务需要依靠质量和服务来赢得市场，而不是依靠贿赂来竞争。

非政府组织或行业协会，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发挥了特殊的推动作用。非政府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力来自这些组织的倡议、运动、标准、服务等，例如，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尤其在制定相关道德标准或规范方面，各种非政府组织（NGO，或称民间组织）和政府间组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非政府组织直接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制定与执行，非政府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发展，与“软法”（soft law）这一近年来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上都颇受关注的新现象密切相关。

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由非政府组织制定的各种软法性标准和守则已成为其主要的规范渊源之一。如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联合其他组织和公司于1997年共同制定的SA8000，是目前影响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标准之一（见表2）。尽管非政府组织制定的标准和守则属于不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软法性文件，通常不能经由国际、国内司法机构或其他机构加以强制执行，但凭借非政府组织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外部监督者所拥有的行动能力和行动机制，它们也具备某种程度的实施和监督机制以保证其有效性。

表2 非政府/政府间组织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另外，在内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