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中部地区^[1]地处我国内陆腹地，自然条件优越，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在经济区位和地理区位中具有连接南北、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因此，探索中部地区城乡差距状况、原因，统筹城乡发展和人口城镇化路径，对促进城乡“两轮”驱动中部地区社会结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二元结构转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工业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自由度增大，房地产业快速发展，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日趋加快，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36.5%，提高到2012年的47.2%，虽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每年以1.5个百分点提高，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1所示。

图1 2005～2012年中部地区与全国城镇化率对比

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城镇的水、电、路、气、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也快速提高，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断增加，如表1所示。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不同层次级别城市生产效率的差异也在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

表1 中部地区2007～2012年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变化一览

（一）城乡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

1.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

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市场化的力量以及大量农民进城又催生了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近些年来，中部地区大城市人口快速膨胀，大城市病开始爆发凸显，经济增长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背道而驰，进城容易定居难，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就更难，城市流浪及无稳定工作的人员加之城市原有的下岗工人，形成城市贫困问题和不公平问题，分裂了城市内部的社会，使部分传统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转移到城市内部。城市社会中的农民工、“蚁族”、流动人口等城市外来人口问题，“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的拆迁补偿、拆迁户就业、补偿费用等经营管理问题突出，正是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所积累矛盾的反映，传统城乡“二元社会”问题没有解决，新的城市内部“二元社会”问题已经形成。

2.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与繁荣的主力军。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其中，中部地区农民工比例占31.4%，并且外出农民工占36.7%，如表2所示。但农民工由于受各种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约束，出现了：①“流而不迁”“流而难迁”的“无根化”现象，缺乏福利待遇、养老、社保、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社会保障；②长期远离故土工作，产生春运出行艰难，因夫妻分居而出现“临时夫妻”、导致家庭破裂的社会问题；③新生代农民工既不愿意回村当农民，又不能（没了土地经营权以及良种补贴等福利）或不愿成为市民，处于“两栖人”或者“候鸟”的状态；④农民工同样面临大城市拥堵、污染、生活压力大等“城市病”问题。

表2 按地区分农民工构成

（二）本土城镇化问题

随着中部地区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等本土城镇化问题也日渐凸显。①城市发展模式比较粗犷。一些城市往往注重城市空间的扩展和“城市形象工程”建设而轻视城市管理服务，注重速度而轻视质量，注重经济发展而轻视生态环境保护，从而产生交通拥堵，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大气、水、土壤环境污染加剧等“大城市病”。②近年来，中部地区房地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房地产问题，一是房地产利润高于实体经济，周转快于实体经济，导致中部地区部分城市实体经济实力减弱；二是房地产业引起野蛮拆迁征地、土地财政依赖症，土地型资本运作难以持续，出现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鬼城”问题；三是“千城一律”、文化遗产破坏、耕地资源浪费、房地产过度开发、土地利用效率低等问题。

（三）“三农问题”

中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人口分布与经济布局不匹配，农民工与赡养人口异地居住，中部地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妇女）、农民收入低、农田抛荒、设施落后”等严重制约“三农”发展的问题依然突出。

1.农业边缘化和边远农村衰落

农村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产供销体系没有建立，资源配置无法优化，小农经营的比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