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1978年，中国政府正式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经济社会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学界、政策研究界和企业界与日本经济学界的经济知识交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思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一 1978年——“访日归来的思索”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鲜为人知的是，这一历史性决策的出台，却与日本有关。

1978年夏，邓小平在同其他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商议后达成共识，即中国不能继续走闭关锁国的老路，要尽快开放。学习国外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首先可考虑到同属东方文化圈、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的日本取经。邓小平决定借《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仪式之机，亲自到日本做一次实地考察，了解战后日本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参考。

据部分当事人回忆，邓小平在日本逗留的时间是10月22～29日。访问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仪式，会见日本政治家，约见老朋友，考察日本经济，同福田赳夫首相进行了两次友好会谈。参观的企业有新日本制铁所君津工厂、日本汽车座间工厂、松下电器门真工厂，等等。访日期间，邓小平对日本由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状态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奇迹十分关注。在10月25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高度评价日本之行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他说：“我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带回去。”

回到北京之后，邓小平立即同党和国家其他主要领导沟通，达成共识，决定向日本派出一个“取经团”。代表团名额限定为20人，在日本考察的天数是一个月。袁宝华为团长，邓力群为顾问。代表团成员包括张彦宁、马洪等经济专家。出发日期定在10月31日。中央对他们的要求是，就地学习、就地消化、立竿见影。所谓就地学习、就地消化、立竿见影，就是要代表团在日本边学习，边总结，回国前拿出报告，回国后马上派上用场。

访日期间，取经团采取听课与蹲点相结合的学习、考察方法。请日本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都留重人、馆龙一郎、下村治、小宫隆太郎等人，从理论上介绍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脉络；请经济企划厅次官宫崎勇、国土厅次官下河边淳等官厅经济学家，从实际操作上讲解战后日本经济的运行和产业政策。取经团的足迹几乎遍及日本有代表性的大企业。对于某些重点企业，至少花费3～5天参观访问，听企业领导讲课，看生产流程，交流企业管理经验。白天听课参观，晚上整理笔记，总结所得。

“取经团”访日归来之后，在访日报告的基础上，由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等人执笔，撰写了《访日归来的思索》一书，于1979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我国企业界和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反响。

当事人邓力群回忆说：从日本访问回来，1978年底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1979年3月3日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袁宝华担任会长，我任顾问。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开办了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每期一个月左右。在头两年，大体上把省一级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轮训了一遍。

1980年4月2～16日，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率团访问日本，对日本经济发展经验再次进行全面考察。访日期间，余秋里一行同日本政界、财界交换意见，实地考察了十几个工商企业。日本方面非常热心，外务省组织了十几位负责官员和经济专家（包括外相大来佐武郎本人），全面地介绍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情况和经验，有些官员和专家还详细提供了书面资料。国家计委外事局全部翻译整理，分两期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发表。这些资料包括计划的制订和作用；产业政策；经济高速发展与资金积累；对能源的有效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本企业、商社、银行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作用；日本商社的金融活动；高速发展与人才培养；职业训练制度；第三产业对就业的作用等，几乎涵盖日本经济的各个方面。其中许多问题，如能源问题、发展教育和培养人才问题、技术引进和研究问题、企业竞争问题，正是中国急于寻找解决之道的紧迫问题，日本的经验对中国有直接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