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中日关系在安全框架和法律依据方面有了更可靠的保证。随着中国开始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并且把经济建设放到最突出的位置，中日经济关系呈现出日益紧密的发展态势，不仅双边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日本民间企业也纷纷开始向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此外，政府间资金合作也开始启动，经过福田、大平两届内阁的酝酿和中日两国间的积极协商，日本政府于1979年12月作出了对华提供日元贷款的决定，不久又决定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自此以后，中日经济关系从过去的单一的贸易关系，走向贸易、投资和政府资金合作相结合的全面发展阶段。但就是在20世纪70～80年代中期的中日经济关系蜜月期中，也曾出现了两件影响较大的风波，它们分别是成套设备停建、缓建与“东芝机械事件”。尽管这两场风波性质不同，但都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 成套设备缓建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大干快上，各部门各地区争着引进成套设备来加快本部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国开始大规模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1977年7月17日，在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的今后8年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计划里，提出需要花费的外汇达65亿美元，而国内的配套投入也需400亿人民币。到1979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签订的引进技术设备合同以及商业贷款协议累积达到了170多亿美元；而中国1978年、1979年两年的外汇储备仅37亿美元左右。如果再考虑1972～1978年中日贸易中，中国的逆差累积额多达50.54亿美元，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外汇收支状况已经很难支撑引进技术、设备合同的履行了。在这一背景下，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中国各级部门开始在基本建设、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进行调整，缓建或停建一批建设项目及技术引进项目。

就中日技术设备合同的交易状况来看，从中日复交到1981年，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与日本成交的技术设备合同额高达71.6亿美元，其中40.4亿美元集中在1978年、1979年成交；项目包括冶金、乙烯、化肥、化纤、彩电、水泥、发电等设备，其中最大的项目为上海宝山钢铁厂。1979年2月，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根据合同生效条款中的规定（各自取得本国政府批准，或于签字后60日内努力取得批准），通知有关日本厂商：1978年12月以后签订的有关宝钢项目11亿美元、石油化学等项目15亿美元等29个合同，暂缓生效^[1]。理由是政府未能批准，资金配套有困难。1979年2月23～26日，中国冶金部长唐克访日时，通知新日铁等日本企业，中国将暂时停止实施宝钢成套设备的进口合同，涉及金额为4200亿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37亿美元^[2]。

宝钢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大规模引进的标志性工程。宝钢一、二期工程计划投资301.7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47.8亿美元外汇资金。宝钢这一大型钢厂的建成，既能够通过引进吸收和消化外来技术发展中国的钢铁工业以缩小中日之间钢铁工业发展不断扩大的差距，也能够满足日本钢铁产业因石油危机而造成不能满负荷生产、急于对外输出技术设备的强烈愿望，是一个双赢的项目。而且，这个项目已经开始进行，大批成套设备也都运到了工地，甚至还为封存保管专门修建了仓库和铁路专用线，如果终止合同，不但要向外商支付索赔，而且到以后重新启动项目时，不少零部件可能将锈蚀或者丢失，又需要重新购买，这也将造成不小的损失。

鉴于此，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中央驻现场工作组、上海市市委、专家学者等部门和人员纷纷对宝钢项目进行实证研究，提出各种方案，竭尽全力争取不让宝钢项目“下马”。最终，“缓中求活”方案得到认可，即宝钢电厂、焦炉等不停，产出产品交上海市，收益归宝钢，“自己养自己”，继续搞建设；其他先缓建，集中力量搞好就位保管，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等精密设备、电器仪表一定要精心保管。1981年8月7日，冶金部转发国家计委、建委文件，通知宝钢一期工程改列续建项目。实践证明，这个方案是成功的，既省了钱，又保证了宝钢建设在停缓建期间实际上没有停工，整个施工进度没有受太大的影响。除宝钢以外的其他项目，也根据现实情况或多或少地进行了调整。

中国的这一调整，给日方带来很大震动。比如，宝钢建设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