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两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出现了较大差异。日本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可谓是问题重重，如企业收益状况恶化，国内消费严重不足，金融机构大量破产重组，大量不良债权的处理，人口的老龄化、少子化引起的社会保障问题等。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日本社会孳生出了许多悲观消极的论调。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对外贸、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对外贸易额与外商投资额增长迅速，并带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经济关系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冷战结束后，日美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一个竞争对手，甚至作为一个遏制的对象。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对我国经济发展局势的预测曾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诸如“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是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始作俑者”以及“中国通缩输出论”等恶意攻击和诬蔑中国的言论。而出现这些不同论调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国民自身信心的不足以及对近邻中国崛起的恐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些奇谈怪论不攻自破。

一 “中国威胁论”的出笼及其影响

其实，在“中国威胁论”出笼之前，最早的论调是“中国崩溃论”。20世纪90年代，西方舆论曾兴起过一些认为中国即将“崩溃”的言论，如以《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为代表的粮食不足论等。日本国内的一些右翼势力也开始大肆渲染这一论调。这种论调认为，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将逐渐步入死胡同。同时中国面临着很多阻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国企改革困难、环境污染、金融体制僵化等，中国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而陷入困境。这种论调甚至希望中国发生分裂，最终全面崩溃。但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事实，使这一论调很快就失去了市场。

当中国“崩溃”论消失后，日本国内的某些学者又觉得迅速崛起的中国对日本而言是个很大的威胁，于是“产业空心化”（又称“产业空洞化”）及其相关的“中国威胁论”又粉墨登场。这两个紧密联系的论调认为，由于日本企业大量向国外投资，导致日本国内就业机会大量减少，而伴随企业的转移，又形成了日本主导产业向中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转移，这种转移的结果就是日本国内主导产业的“空心化”。而在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诸多因素中，日本国内的某些人又错误地认为“中国因素”占有主要地位。因而，对中国的投资便成了日本经济萧条的根源，而中国也就成了日本经济上的巨大“威胁”。其基本的思路，如有的论者所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对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产生了强烈吸引，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正将主要生产和经营基地转移到中国内地，由此一方面相对减少了在日本国内的投资和就业，导致了日趋严重的失业及其他问题，另一方面又通过减少原来在日生产企业的对华出口、增加现在在华日资企业的对日返销，导致了对华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以致成为日本产业空心化日趋严重的主要因素。”^[1]“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在日本国民中产生了很消极的影响，使本来就趋于恶化的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变得进一步恶化。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所谓“中国威胁论”并没有单纯停留在舆论层面，还直接影响到两国的经贸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日本对华农产品进口设限等等就是此威胁论的衍生物。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就认为中国大量的纺织品与农产品出口已对其相关行业形成了威胁，要求日本政府进行限制。在1995年，日本国内就要求我国限制向日本出口毛巾、毛衣、针织外衣。1995年4月，日本通产省开始对从我国进口的棉纱、棉布实施设限调查，1996年8月又对从我国进口的纯棉府绸实施设限调查。但经过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两次调查均以日方不对我国产品采取“紧急进口限制措施”而告终。1995年8月，日本根据WTO《农业协议》中的特殊保障条款对我国出口的大蒜、生姜进行过限制，最后以中国实施出口配额管理和日方实施进口商申报管理的方式得以解决。

但自2000年以来，中日两国在纺织品、农产品等领域出现了各种贸易摩擦。2001年4月1日，日本各港口检疫机构检疫过关时有意放慢速度，使中国等国的出口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