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风险。虽然危机的直接触发因素是始于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但实际上，40年前金融泡沫就已经开始酝酿。1971年，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BWS），导致其瓦解，史称“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如今，不管是经济学家、业界从业人员，还是政策制定者们都已经意识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性，而最先着手的改革则应该是减少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过度依赖（U.N.Commission，2009；Sachs et al.，2010）。

然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体系的建立需要一系列复杂、难以实现的条件，原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也一定会加以反对和阻挠。国际上的规则制度不是简单谈判谈出来的，而是实力拼出来的。当年美国之所以获得金融霸主地位，确实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最强，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业最为发达，加上它发了“二战”的战争财，全世界60%以上的黄金都运到美国储藏了起来，从而获得了人们对美元的信任。要改变美元的地位，美国是不会轻易答应的。美国当然也知道美元的中心地位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问题，但是那不是它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Fan，2010）。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所谓的“全球货币不对称”（GMA），即世界被分为两类国家：少数发达国家是储备货币的发行者，大量其他国家是这些硬通货的使用者（Fan，2006）。其中，美元是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世界储备货币。因此美国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美联储不仅仅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同时也为全世界提供流动性。这样一种来自于一个国家的指令却承担着全球性责任的错配，也许是造成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全球金融泡沫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济学家们对于全球储备体系的发展方向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尽管美元作为主导性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已经受到广泛质疑，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一种货币可以取代美元。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一切都会照旧。另一些人则致力于创造真正的全球货币，以便解决由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全球储备货币而产生的“特里芬两难”问题。这一想法首先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提出，联合国金融改革委员会随后也有类似的构思（Zhou，2009；U.N.Commission，2009）。然而，还有一些人则既不认为美元当前的国际地位可以继续，也不认为在短期内全球货币的创造能可行地解决当前的问题。他们认为更合适的则是全球储备体系进行多元化发展。

如何进行多元化发展？经济研究与政策发展中已经形成多元化发展的许多可能途径。官方外汇储备的管理者们，尤其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管理者们，至少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开始分散其投资组合，而不再大量集中于美元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0～2008年，美元资产在发展中国家全部外汇中的比例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这些减少的比例由欧元资产进行了填补（见表1）。因此，虽然分散化投资有用，但没有解决全球货币不对称的问题。

表1 确认的官方外汇储备中各种货币的占比情况（2000～2008年）

根据蒙代尔“金融稳定三岛”理论，全球货币体系最终会演化为美洲、欧洲、亚洲三个区域，由美元、欧元、日元三种货币分别支持（Mundell，2002）。亚洲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则对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更感兴趣。然而，过去十年里，随着日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地位的下降，一些经济学家们开始探讨，参考欧元的经历，创造亚洲地区单一货币的可能性（Kawai，2008）。亚洲开发银行（ADB）甚至推出了“亚洲货币单位”（ACU）指数作为最初的监测。

提倡创造亚洲货币的专家都认为亚洲货币的创造至少需要50年的时间。然而，问题是，50年后，亚洲除了在人口数量上占世界的比重超过50%之外，届时亚洲的GDP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可能也已经超过50%（欧元成立时，欧洲的GDP占全球比重还不到25%）。那样的话，区域货币不必存在，因为亚洲应该具有全球的思考和行为（Fan，2006）。这意味着在当前就需要一些安排作为全球货币架构长期发展过程中的过渡性措施。

亚洲相关国家已经在清迈倡议（CMI）的框架下进行了广泛的货币互换（CSA）以减少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多数亚洲国家开始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以预防“国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