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USCC）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10年的年度报告，指责中国操纵货币，导致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就业。该委员会2009年报告中也曾提出，目前危机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支出者和借款人，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储蓄者和贷款人，各自应为全球经济失衡承担一半责任。美国要运用贸易救济法律回应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动；主动回应中国货币操纵行为以迫使中国允许人民币更灵活地反映市场力量，以矫正全球经济失衡。

当前，衡量全球经济失衡常用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全球经常项目的差额，另一个是外汇储备余额。这两个标准认定，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主要在经常项目端，是贸易收支的失衡，而不在资本和金融项目端，即金融脱离实体经济所带来的失衡。事实上，导致这场大危机的根源恰恰是金融失衡。在全球金融越来越开放和市场化条件下，由于缺少有效的全球金融监管和治理，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华尔街过度金融创新、过高杠杆率、过分资产证券化，最终造成了全球金融危机。

然而，为了推卸造成这场危机的道义责任，为了对外转移国内失业增加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和调整代价，为了给泡沫时期制造竞争力、出口购买力和创新力下降赢得结构调整的宝贵时间，把中国作为替罪羊来转嫁危机责任，转嫁危机调整代价，转嫁政治压力，就成为一种策略。其理由是中国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余额和经常项目顺差，人民币为什么不大幅升值？国内消费和进口为什么不大幅增加？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完全不顾中国发展中和转型中经济的现实。

一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衡量标准

按经常项目差额和外汇储备余额标准来分析，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细致分析。

图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经常项目差额变动

一是如何解释全球经常项目之谜，即出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持有经常项目顺差，发达国家持有经常项目逆差的系统性偏差（见图1）。尤其是2004年至金融危机爆发时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顺差出现倍增，发达国家的逆差也出现了倍增。同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余额也快速上升，发达国家的私人和公共债务快速上升。这种系统性偏差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性质，即现代经济全球化过度强调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过于忽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从而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失衡”。究其根源，是全球治理制度的缺失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全球自由化与发展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失衡。

二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到全球逆差的60%以上（见表1）。2006年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前一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8036亿美元。而全球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经济体，分别是中国内地2533亿美元，中东2521亿美元，德国1902亿美元，日本1705亿美元。在顺差经济体中，中东为世界提供了能源，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低成本生产要素，德国和日本为世界提供了技术和高品质制造品。很显然，它们都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来源。德国总理默克尔说，高赤字国家应增强自身竞争力，而不是限制那些已想出办法让世界购买自己产品的国家。目前，有一种鱼目混珠的说法，即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余额快速上升，其中，中国占到整个外汇储备增量的一半，因此，要承担调整的责任。这恰恰说明，这些国家是危机的受害者。危机使它们面对更大的全球化风险，面对货币升值、热钱涌入、通货膨胀上升的压力，面对为发达国家国内矛盾激化埋单的困境。但它们既不是产生失衡的根源，也不应当承担发达国家失业增加的代价。

表1 2006～2008年全球及主要国家经常账户盈余

三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大幅增长始于20世纪90年代（见图2）。在经历1991年的短暂调整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自1992年以来就呈现持续大幅增加的趋势，并分别在1998、2000、2004年和2006年先后超过了2000亿、4000亿、6000亿和8000亿美元的大关。其中，1998～2000年是美国IT泡沫高涨的时期；2004～2006年是美国金融和楼市泡沫高涨的时期。由此看来，全球经济失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0～2000年，是IT泡沫带动的实体经济失衡；2001～2008年，是金融泡沫带动的虚拟经济失衡。由此带动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自1990年以来的快速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