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日本的民法是在19世纪末受到欧洲法特别是法国法与德国法的强烈影响而制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受到了美国法的强烈影响。所以，日本的民法学自诞生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始终处于引进消化外国法律文化的“超额输入”的时代。

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作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的一环，以对亚洲发展中国家非物质性援助的一种形式，法制建设援助被提上日程，至此，日本的民法学揭开了“输出”时代的序幕。

我本人亦有幸参与了自1999年开始在柬埔寨、2000年开始在越南以及2004年开始在蒙古展开的法制建设的援助工作。

今天的报告着力于介绍作为“输出品”的法制建设援助，同时，探讨作为“输入品”法的继受与法制建设援助之间的关系，通过二者展示日本民法学中对西方法加以继受与变革的一个侧面。

二 作为“输入品”的法律继受

1890年制定的旧民法是政府高薪聘请法国民法学者伯瓦索纳德以法国法为基础起草的，该法因亲属法部分过于进步而遭到抨击，结果未能施行便无疾而终。此后，日本开始了作为现行民法原型的明治民法的起草工作，该法于1898年公布施行。明治民法由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等五编组成，在形式上采“潘德克吞”体系，只不过将德国民法典的债权编与物权编的顺序颠倒了一下而已，但是，从具体条文上看，承继旧民法规定的内容大量混杂于其间。

也就是说，明治民法虽然从形式上看，属于德国法风格，但是，它的内容却是法国法与德国法的混合体，甚至还有一些部分内容来自英国法与比利时法，可以说，它是比较法研究成果之集大成。

但是，明治民法制定后不久，德国的民法学说便被原封不动地搬入日本，由此进入了持续到1910年代末期的以德国民法学说为基础解释日本民法的时期。正是通过这一时期对德国民法的“学说继受”，构架了今日日本民法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但是，“学说继受”的结果也造成了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法理论与民法条文之间的不协调。

1960年代，星野英一教授的论文指出，法国法也是日本民法的渊源，以此为契机，日本民法中的法国法被“再发现”，出现了法国法“文艺复兴”的盛况。时至今日，法国民法学派在日本民法学界中已逐渐形成主流。

与法国法、德国法这些欧洲法的影响相比，日本民法学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1910年代末才“发现”了美国法，开始了与美国法的接触。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伴随着美国的军事占领，美国法对整个日本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 法制建设援助中日本的“强项”与“弱项”

对民法这类基本法，日本作为法制援助国具有以下这些“强项”。但是，反过来说这些“强项”实际上也正是日本民法学的“弱项”，这一点应予以留意。

第一，日本本身就是多国法的继受国，作为近代日本法的母法，日本引入了法国法、德国法、英国法等多国法的模式，途中又深受美国法的影响，从各自的本国法来看，大量原本并不相容的东西经过蜕变，渐渐扎根并为其所用。

换句话说，暂且抛开法意识不谈，日本法不具备强烈的个性，缺乏模范意识，也不具一贯性，这些都是它的缺点。

第二，在继受外国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日本固有的法。不仅仅满足于引入条文，对于与日本社会根本不同的欧洲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制定法规范，日本或通过解释加以细微的修正，或大胆地予以脱胎换骨，使之与日本社会相适应。在这方面，日本是很有经验的。

但是，在这一特点上也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比如，如果仅仅浏览日本民法的条文是无从知晓实际适用的规则的，又比如，由于缺乏法律理论的一贯性，导致法解释学上的困难等。更有甚者，一些规范蕴含于孵育被继受母法的社会内部，却因民法条文上没有体现而未能继受，导致极端的意思主义或者极端的所有权等绝对思想的出现。

第三，作为制定法，在保持其基本框架的同时，在实际的运用上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技巧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用。法律固然严格，但实际上也是常会发生依赖于行政的酌量定夺或者运用时有悖于法律条文的情形。

当然，这样的运用手法有时也具有导致法律形骸化的风险。

四 法制建设援助过程中各移植体之间的调整问题

在此，以援助柬埔寨制定民法为例作一简单介绍。柬埔寨由于在波尔布特政权时代杀害了大批包括法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造成现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