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问题是现代日本政治的核心问题。该问题以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楔子，呈现出数个不同的侧面。那么，作为中日两国历史认识上重要问题的靖国神社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如小泉首相所说的那样，是中国对日本历史传统的干涉吗？靖国神社本身是拥有千年以上历史的日本传统神道文化的中心设施呢，还是祭祀甲级战犯、追悼亚洲战争中的战死者的国家和社会的设施，抑或是为了挑起亚洲21世纪新一轮战争而进行新的国家全民战争精神总动员的设施呢？靖国神社问题是旧有的问题，还是新的问题？是和平，还是战争？

一 靖国神社具有国家精神总动员的作用和挑起战争的危险性

靖国神社不仅以千年以上的天皇制文化为其背景，而且，还具有与国家全民战争的先进技术相呼应的双重性。

靖国神社内不仅建有神社，同时还建有名为“游就馆”的、用来赞美对中国和亚洲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军事战争博物馆。

入口的大厅正面，甚至陈列着当时日本海军值得夸耀的、超越美国技术的“零式战斗机”。主楼最里面有特别陈列室、天皇参拜图等。这些都说明了其与天皇制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1]靖国神社是古老的，又是崭新的。

今天，在我的这篇题为“天皇制与靖国神社问题”的演讲中，所要探讨的并不是古老的天皇制的问题，而是在当下亚洲新的时代背景下，日本新的社会结构、精神构造等根本性的问题。

这是隐藏在小泉首相的新政治改革、国营企业的民营化问题背后的根本问题，也是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根本问题。

以上的问题可以用树木、树枝和树叶等的关系来比喻，新任首相参拜以及成为本年度新问题的、天皇的有关靖国问题的发言等如果被看做是枝和叶的话，那么，在地层深处还有着盘根错节的问题。

日本宪法中有关严格禁止天皇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教分离问题可以说是大的枝叶问题。而与之相呼应的，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亚洲新战争、对华战略等多个问题则可以看做是新的果实。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地层深处潜藏的“根”的问题。这也是中日两国之间对历史认识的根本性问题。

今天，靖国神社的祭礼仪式采用的是千百年来日本古代神道所采用的有关形式。神社的建筑物的形状和神官及巫女（侍奉神的女性）所穿的和服也都采取古代流传下来的古神道的形式。但是，与日本古代的神道不同的是，该仪式并不祭祀、合祭反叛天皇的人。主张祭祀明治维新以来为天皇在亚洲侵略战争中战死的人的是明治新兴宗教。新兴宗教与中国的“法轮功”在某些方面是很相似的。

第一阶段

始于明治维新的日本近代化的进程中，并不存在与欧洲类似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其既没有欧美近代革命中的新教教义，也没有像社会主义中国这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存在。

出身于下层武士、缔造了明治维新的伊藤博文，以新的国家神道的必要性为出发点作了如下阐述：“在欧洲，宗教是国家的中心，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使人们的思想精神得到统一。但是在日本，宗教的力量薄弱，没有一种宗教能成为国家的中心。佛教衰落，神道的力量也很小。能够成为日本国家中心的只有天皇”，这样一来可以说，作为国家神道的天皇教的地位是被人为地确立的。也就是说，明治时代，日本的国家神道是被作为支撑明治宪法的神权天皇制的新兴宗教而被确立的，而这里的国家神道已经不是日本古代的神道。明治初期创建的靖国神社作为国家神道的祭祀场所被赋予了特别高的地位。1882年，日本建造了目前已成为军事博物馆的游就馆。明治时期就已经有10万名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战死者被祭祀于此。可以说，这起到了为发动侵略中国战争而进行全民总动员的作用。以上是靖国神社问题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在中日战争时期，在靖国神社内供奉的战死者数量激增，超过了20万人。战争已经发展成为近代化后日本的全民战争，并且，《国家总动员法》也于1938年颁布。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中，此时的靖国神社并不只是单纯的追悼战死者的设施，而是起到了防止战死者的家庭产生对侵略中国战争的批判、怨恨情绪，以及赞美天皇制军事国家的道具的作用。

在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那一年中，游就馆（军事博物馆）的新建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如果把这看做是第二阶段的话，那么，靖国神社已经具有了作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