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中，无论是经济合作、科技合作，还是文化合作，说到底都是人的合作。因而对GMS合作的理论分析，首先要解决的是合作行为的理论阐释问题。近年来，以新古典范式为代表的当代正统经济学对合作行为的兴趣越发浓厚，出现了一批用博弈论、演化博弈等方法分析合作行为和利他主义现象的文献（比如Ostrom，2000；Alesina and Ferrara，2000；Manski，2000）。但是这些分析及其使用的工具存在一个主要的缺陷，那就是它们将个体行为视为只由自利动机所驱使，不承认有的时候个体可能要遵守与其自利行为相冲突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本文试图以制度主义这一非正统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运用制度主义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的原理分析合作行为，表明合作行为受到制度、文化和心理的影响，指出在GMS合作中如果只考虑经济利益的话，将破坏双方的长期合作。

一 新古典理论对合作行为的解释以及制度主义的批评

（一）合作行为的新古典观

新古典经济学家分析合作行为的方法论基础是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他们把合作、社会制度、忠诚、满意等社会结果视为取决于个人偏好函数，这个个人偏好函数假定理性的个体，在给定的效用函数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新古典经济学家把个人偏好函数视为不变。比如拉宾（Rabin，1993）根据个人偏好函数，运用博弈论方法讨论了两种效用：一种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效用（material-based）；另一种是以满意为基础的效用（fairness-based）。在一个给定的合作博弈中，拉宾认为，当物质收益越来越大的时候，局中人的行为就倾向于受到基于物质的自利的支配。换言之，拉宾尽管区分了两种效用，但在分析中排除了基于满意的效用，把合作行为和利益完全归结到物质的自利上。与此不同的是，非正统经济学家纳尔逊在对拉宾文章的评论中指出，根据拉宾的模型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当收益足够高，且局中人的财富与博弈完全不相关的情况下，局中人的行为将受到满意与合作的支配”（Nelson，2001，p.1180）。也就是说，行为人是把满意作为一种正常利益，当他的财富增加的时候，满意可以替代基于物质的效用。

新古典的合作行为观中，一个根本性的论题是互惠（reciprocity）问题。根据新古典的互惠观念，个体只会与那些预期能够得到某种回报的人合作。也就是说新古典的合作行为分析中，对利他行为的考虑完全是从自利的角度进行的，利他的前提必须是对自己有利。新古典理论家（包括一些接受了新古典互惠观念的非正统经济学家，比如Bowles and Gintis，2000）把行为人描述为“互惠人”（homo reciprocans），这种行为人表现出来的利他倾向仅仅是针对那些与他们合作的人，或者那些同样对他们表现出了利他姿态的人。

（二）制度主义对合作行为的理解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制度主义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和演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入手，把人类行为视为复杂的、多样的行为，认为人类行为既是自利的，也是合作的，有时要遵守那些反对自利的社会规范和价值。

我们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制度主义这一经济学流派。制度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凡勃伦（T.B.Veblen）、康芒斯（J.R.Commons）、J.M.克拉克（J.MClark）等人确立了制度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和框架，经过艾尔斯（CEAyres）的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一批遵循凡勃伦等人的理论传统的经济学家，比如J.法格·福斯特（JFagg Foster）、马克·图尔（Marc RTool）、保罗·布什（Paul DBush）、威廉·杜格（William MDugger）等人完善了制度主义的理论主体，形成了“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学派，这一学派如今已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非正统经济学派。制度主义（以及新制度主义）以“凡勃伦二分法”（Veblenian Dichotomy）作为自己的认识论基础，将社会视为由进步的技术（工具）体系和保守的制度（仪式）体系构成，制度体系多数情况下阻碍着技术进步，从而产生了各种社会经济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推动社会进步，唯一的途径是进行制度调整，让技术体系克服制度体系的阻力；制度调整是否成功，取决于新的制度能否保持和促进人类生命的连续性，或者能否体现出社会价值。概言之，制度主义是这样一个经济学派：它“采用整体的和有机的方法，认为个人的信仰、价值和行动是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