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某种程度上由贸易潜力显示出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并且将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在此过程中，首先，尊重并承认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非常重要的。其次，相互理解和信任应当得到加强。再次，合作重点应当逐步地放在有现实可能性的议题上，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试图达到理想的状态。以上这些原则已经在GMS的若干特点上得到显现。在将来，重点应当放在以下几个方面，诸如继续推动成员国政府担起责任，发挥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加强在培训、研究和发展方面的能力建设等。

一 对发展中国家区域贸易协定研究概况的回顾

按照现有的研究（Das，2004），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总的看来，没有产生较多积极结果。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各经济体之间，知识的交流、技术以及资本的转移几乎不存在。世界银行200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并不存在由于此类转移所引致的经济发展。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区域贸易协定，似乎更容易造成贸易转移而不是贸易创造，尤其是在外部关税普遍较高的情况下。

按照Yeats（Yeats，1998）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区域贸易协定的时间序列分析，根据这些国家相对优势所预测的贸易伙伴和实际贸易伙伴之间的差异判断，区域贸易协定对于成员国和非成员国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果区域贸易协定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进口，从低成本来源转向了高成本来源，它们可能会自然地延迟成员国的工业化和真实GDP的增长速度。

Cernat（Cernat，2001）根据关税同盟理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案例中，发现最惠国待遇的高水平保护加上区域贸易协定的框架约束，增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转移效应。

Schiff（1997）也对非洲的区域贸易协定得出了进一步的悲观结论。

再次，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国家中，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内部之间贸易的比例，较之工业化国家贸易协定成员国的内部贸易而言是较低的。而区内贸易占的比例越小，贸易协定越可能具有贸易转移的效应。

Nagarajan，1998年在一个时间截面的研究中发现，区域贸易协定的负面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非洲，在拉丁美洲也发现和验证了这种负面影响。确保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能为成员国带来福利收益的最佳途径是，向世界的其他地区开放贸易。同样地，发展中经济体应当在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上迈向一体化，这能够为所有成员带来好处。

最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为成员国之间的收入分化提供了明显的证据。在某些情况下，这成为区域贸易协定崩溃的原因。

Venables（2002）已证明一体化进程可能导致人均收入分化。如在东非共同市场（EACM）两个成员（坦赞尼亚和卢旺达）都认为EACM的收益被肯尼亚获得了，因为后者成功地发展了产业基础设施，从而具有相对更强的产业基础。从1960年代起，肯尼亚占了EACM制造业生产的70%，并向相对不发达的成员国出口，更穷的国家则认为这是以他们的损失为代价的，由此导致1977年EACM的解散。

除了占绝大多数的消极观点外，也有一些积极的看法（Das，2004）。如Evans（1998）和Lewis et al.（1999）考虑了区域贸易协定的动态影响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地区内部，经济一体化能够创造出初始规模（threshold scales），这是亟须的战略互补（strategic complementarities）的必要条件。

这些研究主要是对已成立经济合作安排的事后福利及影响分析。尽管得出的结论不同，但从各个层面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的风险、收益及可能的努力方向。考虑到中国—东盟自贸区刚刚开始执行货物贸易协定，同时中国又给予东盟各国较多的例外产品优惠，本文将吸收这些研究的有益之处，从寻找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分析可能的合作潜力与风险。

二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潜力与风险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所签订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区协议。东盟由十个国家组成，其中两个是高收入经济体（新加坡和文莱），另外八个则是发展中经济体。新加坡在资本、高科技和知识产业方面拥有优势，文莱则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是自然资源依赖型的国家。马来西亚和泰国是中等收入国家，在中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方面拥有比较优势。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是低收入国家，它们的优势在自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