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自然时期的当代诗歌发展状况的观察，总是离不开如下基本的问题意识：当代诗歌重要（或不重要）吗，为什么？它在当代文化生产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又在对未来文化的期许中扮演何种角色？为什么是诗歌而不是其他文学或艺术样式成为我（们）需要审视的文化介质（之一）？除了作为本职工作的理由之外，作为读者的我也时刻需要辨析诗歌的存在与发展进程中更深层的文化动力。

若沿袭既定简便的划分，当代诗歌的发生场与空间大致有三：传统主流纸媒、民间独立诗刊、网络诗歌平台。根据观察，2013年，这三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也催生出不同的诗歌写作群体。主流纸媒（主要是传统的文学综合期刊和诗歌刊物）已渐渐聚合了一大批诗歌作者，他们承继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到80年代得以深化的“生活抒情诗”传统，同时结合新世纪以来当代诗歌在口语化和叙事性方面的技艺，写作具有一定鲜活性的当代生活图景的诗歌。民间诗歌刊物的存在是独立于主流文学体制之外的当代诗传统之一，虽然其存在方式的主要对抗性功能已经有所转变，不再是政治紧张关系中的一环，而更多地体现了艺术自由与独立的功能。因为交流的便捷与深入批评的可能，这一传统孕育了一代新诗人。而互联网作为诗歌发生场和传播平台，也使得更多诗歌读者、爱好者乃至写作者聚集到一起，或寻求认同，或切磋诗艺，或相互辩驳。在互联网上，口语化的诗歌吸引了一些爱诗者，借助快捷的交流平台，他们的写作起点可能不高，成为诗人也相对容易，虽然大部分的口语写作并没有成效，却激发了对口语入诗有兴趣也有语言天分的写作者。大体而言，民间独立出版板块的诗人群体更为活跃，他们既以自印诗集、诗刊的形式进行群体内部交流，也能利用互联网上的微博、博客与论坛以及电子出版诗集，吸引群体外围的诗人与读者的关注。2013年，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微信，迅速成为活跃于民间的诗人们借以展示诗作，切磋诗艺，交流诗观的主要平台。

2013年的诗歌界内外，既有纸版诗集出版的回暖，也有新兴传播媒介带来的诗歌接受新气象，更有不同诗歌群体之间力量的错动。

一 市场低迷与出版升温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法定的生产体制依然有效，那么，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体制内的诗歌与文学媒介明显对诗歌有所重视。像《诗刊》《星星》《诗林》《诗潮》等刊发的诗歌作品，推出的新诗人，在总体质量上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提升。基本而言，体制内的诗歌和文学刊物，在诗歌趣味与文学理想上均趋于保守、稳妥和同质化。不过，即便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对于抒发个体生命经验，警惕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描摹日常生活的细节之美的诗歌的刊发，也代表了一种主流当代诗歌的繁荣。一方面，民间和体制之间的壁垒已经被打破，在民间刊物上发表作品，有所成就后，一个年轻的诗人也很可能较快地得到体制内媒介的接纳；另一方面，为繁荣现时代的文化，主流文学机构也加大了对文学奖励机制的投入。当代诗写作场因互联网的兴盛而充满生机，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十几年来，身处文化边缘的当代诗人紧随互联网技术平台的更新步伐，像各种时尚的追随者们那样，不断体验着新的传播手段之于诗歌写作与交流的律动。网上网下，诗人因诗歌而聚集，而诗人群体也打破了地域限制，以写作观念和美学风格而形成新的聚合。

诗歌出版市场低迷的状况已经持续多年，然而，2013年，无论是正式出版物还是民间独立印行的诗歌类作品，都较以往几年呈上升的趋势。诗歌出版物的增多说明了写作整体面貌的兴旺，写诗爱诗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可是，这却阻止不了诗歌出版物在出版市场中的下滑趋势。

2013年新年伊始，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新陆诗丛”，包括翟永明的《行间距》，韩东的《重新做人》，西川的《够一梦》，于坚的《彼何人斯》，杨黎的《一起吃饭的人》和春树的《春树的诗》。诗集装帧精良，收录的也多是诗人的近作。是年十月，作家出版社推出“标准诗丛”，包括多多的《诺言》，欧阳江河的《如此博学的饥饿》，王家新的《塔可夫斯基的树》，西川的《我和我》以及于坚的《我述说你所见》等。此外，“70后·印象诗系”去年出版了楼河的《楼河诗选》，许烟华的《烟华》，窦凤晓的《山中》，杜绿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