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文学理论批评，既跟文学创作的现状有关，又跟社会文化的现实有关。正是在与文学、文化的两个实际的密切联系和不断互动中，文学的理论批评，异常活跃地存在着，与时俱进地发展着。

2013年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在已有的基本定势的基础上持续演进和向前发展的。当然，在这种自然而然的进展中，一些新的问题凸显出来并得到集中的关注，一些原有的问题又有新的发见和一定的深化。概括起来看，在众多的文学现象与文学话题中，形成研讨的焦点与争论的热点的，也颇有一些新的创获，并堪为年度特点的，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的话题与问题。

一 有关莫言创作与中国经验的研讨

莫言于2012年10月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大事件。因此，有关莫言获奖的话题，自然而然地成为2013年文坛的热点之一。但较之2012年底的以欢呼和表态为主，2013年的莫言话题更多地走向了冷静和深入，并逐步把重心集中到莫言创作与中国经验的思考与总结方面。

蔡清辉曾在2012年11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就提出了“莫言与‘中国经验’的讲述”的问题。他认为，无论从当前的国外还是国内形势看，中国迫切需要一批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准确叙述中国故事，深刻总结中国经验，以文学特有的人文和理性精神，跨越文化差异，在让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同时，也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进而指出：“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不仅是当代中国作家的共同追求，更是各个层次的读者对文学的真正期待。

张柠在《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6月25日“中国作家网”）一文里，从“肉体经验对阐释的挑战”“辱骂，贬低，同归于尽或返回自然”“遗忘，反历史或记忆边界的丧失”“滑稽，狂欢或心血来潮”“批判性，或肉体现实主义的代价”“反抒情，或对残酷经验的‘迷恋’”“死亡与复活，欢乐与信念”七个方面梳理和概括了莫言小说中的民间话语方式。他认为，莫言用自己独特的文体超越了故乡这个狭义的乡土概念，超越了故乡日常生活的简单的自然主义，超越了转瞬即逝的、空洞的、无意义的琐屑形象，超越了“怪诞现实”的物质形态，也超越了历史时间的盲目乐观（进化）和悲观（末世论），并赋予了这些被超越的东西以真正的民间气质、信念和意义。

12月6日至8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在京举行的“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学术研讨会，更是集中于莫言创作的本土经验与文学传统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研讨也体现了新的深度。

张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总述了莫言创作的三个向度：一是世界文化的视野，二是中国近现代及当代的历史变革，三是民族文化精神及民族文学艺术；并对莫言鲜活饱满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想象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认为莫言的作品一方面受到西方现代的影响，在语言及叙述方式上是勇于革新的；另一方面，莫言的创作又是接地气的、有悲悯情怀和直面大众读者的。由莫言的作品《红高粱》改编而成的电影获得金熊奖，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同，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使文学转化为文化产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莫言获奖既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艺术整体发展的体现。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莫言创作与本土经验，是一个需要从各个方面加以发现和探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对莫言个人创作的一种持续评说，也是对莫言与中国文化的关联、莫言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深入解读。他在简要回顾莫言创作道路之后，对莫言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以及莫言的创作经验进行了解析，并盛赞了莫言小说的人性深度和持续反思精神、历史与个人的互动关系、感觉的丰沛性、语言的粗砺性与形式相得益彰、立足本土而超越本土的普世价值与格局。白烨认为，莫言的成长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演变密切相关，以莫言的创作经验与格局为参照，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创作存在的优长与不足。

在“本土经验与文学传统”的议题下，陈晓明、张清华、张志忠和季红真的观点都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不仅梳理了莫言的创作与本土经验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的内在联系，而且具有适时总结经验，以莫言的文学道路观照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态势的前瞻性与指导性意义。陈晓明（北京大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