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因而领海及领海之外的海洋资源一直以来被其视为是维护和扩展国家权益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即属于日本的核心利益范畴并成为其对外战略及东北亚区域政策构想的主旨内容。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海洋权益争端不时发作并时有激化，这其中既有地缘政治和国家能力等物质力量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东北亚国家对海洋权益的认知逐步深化等社会意识因素变迁的推动使然。^[1]近年来，日本的东北亚区域政策越来越表现出“右翼化”“对冲化”“功利化”的不端倾向，这种令世人极为忧虑的政策走向与其进一步树立和强化“海权博弈”的理念不无关系。突破“冷战思维”式的“海权博弈”观念，也成为消释日本对东北亚区域政策的负面影响以及破解地区性安全困境的重要路径之一。

一 海权观的嬗变与日本对东北亚区域政策的演化

作为民族国家及其国民参与海洋活动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意识来源，海权观一般是指民族国家发展“海权”所必须和必要的精神因素，其涵盖了海洋国土观、海洋国防观、海洋权益观等方面。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性地认为国家安全亦即国土安全，其主要是指“陆地安全”，而海洋不过是作为保持和抗衡大陆不受侵扰与侵犯的自然地理屏障而已，没有深刻意识到海洋对维护、促进和扩展国家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的重要意义及现实价值。

自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国家权益、国土安全、经济贸易等关涉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与海洋的联系性越来越紧密，海洋、海权等问题逐渐成为当时社会各界的研究对象。这其中，两度出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的马汉将军提出的“海权”（Sea Power）理论，无疑是最为知名和影响深远的。他强调指出，民族国家竭力控制海洋尤其是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海峡、航道等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制海权”是关涉民族国家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观点全面颠覆和革新了人们的习惯性思维，促使人们开始从国家战略甚至是全球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海洋和审视海洋问题，这成为直接促成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海军力量迅速崛起的重要诱因之一。

日本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作为一个地域狭小、缺少战略纵深的岛国，其内陆的任何地方相距海岸均不超过70海里。国土防御缺少战略纵深的现实窘况，意味着日本极易遭受攻击尤其是来自海洋方向的攻击。因此，尽可能地扩大所谓的“军事防御范围”，建立列岛之外的带状军事基地就成为日本的一大夙愿。为此，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一直致力于打造一支规模庞大、战力强悍的海军联合舰队，其不惜拼尽国力与西方列强争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地缘价值的海峡、航道及海军基地，竭力夺取所谓的“制海权”。从明治维新开始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沉迷于“制海权”而难以自拔的日本先后挑起和策动了包括侵朝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在内的一系列战事，其妄图控制太平洋、称霸亚太乃至世界的野心昭然若揭。由此，日本成为一个时期以来亚洲乃至世界战争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日本过于突出和强调了“海权”的军事价值与军事性质。^[2]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不断进步，人类社会对海洋重要性的认知也越来越全面和深入。海洋中所富集的各种自然资源，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资源匮乏型国家而言，无疑具有极为特殊的战略意义和重要价值。因此，伴随着世界各国大力开发海洋资源的进程不断推进和深入，也进一步催热有关国家激烈争夺海洋权益的一波波高潮。海洋问题逐渐成为“二战”后民族国家之间新的纠结点和角逐点，而这一问题在环西太平洋政治地震带则显得更加的微妙和敏感。

1945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大陆架公告》，其中提出“处于公海下但毗连美国海岸的大陆架的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属于美国，受美国的管辖和控制”^[3]，这一观点和主张引起世界各国的不同凡响，也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对海洋实行第三次分割的开始”。^[4]1958年2月，联合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60年3月，联合国在瑞士日内瓦再次召开海洋法会议。这两次会议均致力于推动和制订有关海洋资源开发与权益划分的国际规则，虽然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并且形成一些公约和协议，但是由于与会国家分歧过大而始终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