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两国是有着漫长陆上边界的邻国。它们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也是过去的10年中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随着两国总理实现了互访，两国关系有了全面地提升。在2003年6月24日发布的联合宣言中，双方保证互不使用武力相威胁。在经贸合作方面，双方也同意将根据各自的法律法规和承担的国际义务，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贸易和投资方面存在的障碍。这些都构成了发展中印经贸关系的有利的政策环境。

一 中印经济互补性及潜力分析

1.发展中印贸易的理论基础

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上最大两个的发展中经济体。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另一个的人口也已经超过10亿人。在二战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两国一直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在封闭的国内市场上各自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但与此的同时，也因为对国内产业的过度保护，造成它们效率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80年代两国先后开始了经济改革。中国的改革要比印度早将近10年，步伐也更大一些，2000年中国在世界货物出口总额中占4%，印度占0.7%。但不管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都不算大，1999年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仅为19.9亿美元。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要素禀赋论为代表的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可以很轻松地解释为什么中印两国的贸易难以开展起来，这是因为它们两国有着相似的要素禀赋，都是典型的劳动力富余的国家，造成了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出口产业相似，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缺乏互补性。比较两国1985～2000年各商品组的显性优势指数，可以发现它们贸易结构的相似程度很高。这表明不仅开展两国间以互补为基础的贸易十分困难，而且在第三国市场上它们之间也构成了明显的竞争态势。因此，尽管官方对推动中印贸易十分积极，但专家学者们对此都不抱乐观态度。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每年都以超过30%的速率在增长，1997年中印之间的贸易额只有18亿美元，到2001年就达到36亿美元，2002年中印贸易额为49.4亿美元。这样迅猛增长的势头，政策推动固然重要，更主要的还是由两国经济发展现状所决定的，这正是传统贸易理论不能解释、而新的贸易理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巴拉萨的阶梯优势论虽然坚持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所主张的要素禀赋的差异是贸易基础的观点，但他认为，世界并不是只有两类国家：资本富余的发达国家和劳动力富余的发展中国家，那是模型里高度简化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是在发达与落后两极之间，存在着许多发展的台阶，而处于不同台阶上的国家所参与的国际分工很可能是不同的。因为就总体来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工业化国家资本要素的积累就会快于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其外贸优势分布也必定不同于其余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整个90年代都以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而印度只有4.1%。2002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是940美元，而印度只有480美元，中国超出印度将近一倍。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方法，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390美元，而印度是2570美元，中国也高出印度70%。^[1]在飞速增长的基础上，中国也出现了较高的国民储蓄率，2000年的储蓄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达到40%，而印度是24%。虽然目前中印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还没有大到足以改变两国相似的贸易结构，但是在近5年来，表现在具体商品类别上的各自的比较优势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这在对贸易构成的分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变化为扩大两国间的贸易奠定了基础。

克鲁格曼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国家在传统的比较优势基础上进行产业间分工和贸易的同时，也在进行着产业内的贸易分工，这种分工反映了规模经济以及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他的结论是“当市场从完全竞争转变为不完全竞争、且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时候，国家间越相似，规模经济取代要素禀赋的差异成为国际贸易主动力的可能性就越大”。产业内贸易指数实际上就等于要素相似性指数。而规模经济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偶然性的历史事件通过自我强化机制而形成的，也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比如，印度的软件产业最初的发展是因为政府为了限制企业进口计算机，要求它们必须保证出口相当数量的软件，才能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