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和印度社会文化的发展，印度思想界也在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一系列发展变化中，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复兴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对此，我国学术界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有见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现在，笔者不揣浅陋，来探讨印度改革开放以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新发展，是抛砖引玉，以期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因为这个问题对印度来说太重要了，关系到印度今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一 关于印度教民族主义

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产生于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其理论奠基人是V.D.萨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1883～1966）。萨瓦卡在其著作《印度教特性》（1923年初版，1942年修订）中首次提出和阐述了“印度教特性”（Hindutva，或译为印度教徒特质）和“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另一个奠基人是M.S.戈尔瓦卡（Madhava Sadahiva Golwalkar，1906～1973），他于1939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我们或我们民族性的界定》的书，进一步完善了前者的“印度教国家”理论，并提出了“国家虔信”论（Rashtrabhakti或Deshbhakti，或译为忠于国家、爱国），对于什么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有哪些特质、印度教国家的基本要素和如何忠于印度教国家等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论述。关于早期印度教民族主义理论的大致内容，可参见朱明忠《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社会影响》一文。^[1]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首先，印度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印度民族遭受长期的奴役和剥削，民族启蒙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已经使印度人民觉醒起来，人民要求殖民主义者撤出印度，给印度以独立；其次，独立运动中的穆斯林领袖已经脱离了国大党，成立了教派组织，要求建立穆斯林的国家。所以，印度教民族主义从产生之初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战斗色彩，具有两个鲜明的指向：第一，指向英国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因而说它是民族主义的；第二，指向国内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要求建立印度教国家，因而说它是印度教的。此外，它还有一个隐含的指向，那就是甘地、尼赫鲁等极力提倡并为多数人接受的世俗主义原则。在实践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中的强硬派还主张暴力，积极参加了1947年印巴分治时的教派大仇杀和1948年刺杀圣雄甘地等活动。所以，学界从一开始就把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教教派主义等同起来。

印度独立后的尼赫鲁时期（1947～1965），由于教派主义的名声很坏，也由于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等一批独立运动领导人具有崇高的威望，加上甘地主义和尼赫鲁思想深入人心，印度教民族主义受到抑制，没有爆发的机会。

尼赫鲁的世俗主义思想“是在西方近代世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以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为指导，以印度现代社会的国情为依据，以国家的统一和改善民众生活为根本宗旨，而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世俗主义学说。”^[2]他强调必须把印度建成一个世俗的国家，信仰自由，各宗教平等，不给任何教团以特权。他还批判教派主义，认为教派主义的危害在于破坏国家的统一，破坏民主，反对社会和经济改革，并煽动暴力制造冲突。由于尼赫鲁坚持世俗主义原则，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促进了社会的平等和进步，也有力地抑制了教派主义思想和教派冲突。

但是，到尼赫鲁执政的末期，印度的教派主义逐渐抬头，教派冲突日益增加，而到了后尼赫鲁时期（1966～1990），教派主义则大举回潮，教派冲突也更加激烈。印度教派主义回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历史原因。印巴分治时的大仇杀为以后的印回冲突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冒头。第二，国际原因。1978年，所谓的“伊斯兰革命”在伊朗成功，伊朗全面伊斯兰化的同时还提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公开号召“输出伊斯兰革命”。^[3]从那以后，整个伊斯兰世界异常活跃，成为世界政治和安全热点的最大产出地。印度在地缘上紧靠着伊斯兰世界，尤其靠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有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滋生，并不时向印度渗透。这就从外部刺激了印度的教派主义情绪。第三，国内原因。政治上，教派主义组织和政党相互利用导致教派冲突。1977年，国大党自独立以来第一次由执政党沦为在野党。在教派势力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