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妨碍中日韩合作的诸多因素中，与政治的、安全的和经济的因素相比，思想观念虽然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同时，政治的、安全的和经济的因素最终也要在思想观念上得到反映。

一

西欧在“我们是欧洲人”这一共识的基础上结成了欧共体，“地区主义”成为形成地区合作的原动力。相比之下，中日韩三国缺乏以“我们是东亚人”这一认识为基础的共识，地区合作缺少可以作为原动力的地区主义。

没有一个欧盟成员国认为自己不属于欧洲国家，也没有一个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认为自己不属于美洲国家。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三个国家——中日韩三国在自我定位方面却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对“东亚”区域的偏离：日本基本上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西方国家，韩国虽然不否认自己是东亚国家，但却又认为自己在文化上与西方接近或相同，中国则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大国。

从近代开始，日本就迈开了脱亚入欧的脚步。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人在接受来自西方的“亚洲”这一地域概念时，就产生了一种是从人种的观念出发还是从所谓的文明的观念出发的两难选择。从人种的观念出发，日本人不得不将自己归属于亚细亚人种。但从所谓的文明观念出发，^[1]明治维新成功后，日本人认为他们已经加入西方列强行列，并力图取代作文东亚州传统文明代表的中国而成为亚洲新的盟主，以实现西方式近代文明的程度为标准，重新建立亚洲国家内部的序列化。^[2]二战后在与美国联盟并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后，日本人再次增强了他们与西方世界的认同。1970年，美国学者奥尔森指出：“日本远在一个世纪之前即跃入西方技术文明的行列。100多年来，他们的精力几乎完全集中在西方思想和西方事物方面。他们大多数人对亚洲是冷淡的。”^[3]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许多日本人愿意选择瑞士为另一个祖国。到了90年代，日本学者沟口熊三依旧观察到日本并没有真正把自己看做亚洲国家：“日本在考察世界的时候，时而以东方为立足点，时而以西方为立足点，时而又以东西折中的接触点为立足点。”^[4]大辻义弘和白石隆则指出：日本以往一直是以WTO等多边谈判为基本，对地区主义持消极态度。在1995年的广场协议后，尽管东亚的地区化是以日本的直接投资为动力取得了进展，但是日本对地区主义几乎没有进行过探求。^[5]

二战前韩国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二战后长期成为美围在东亚构筑反共包围圈的重要堡垒。这些因素对韩国人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90年代，韩国的一些精英人物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公开声明在文化上韩国属于东亚的一个例外。在军人政权统治时期，在野党领袖大.力倡导西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概念，在民众中产生广泛影响。后来产生的民选政府的领导人非但拒绝谈论“亚洲价值观”，而且不认可与东亚文化密切联系、并否定给二战后韩国经济发展带来“奇迹”的威权主义发展体制的历史作用。这些精英人物强调与韩国文化接近的是西方文化而不是东亚文化。金大中认为，与古代中国和日本相比，韩国的传统中包含着更多有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6]著名企业家郑周永则说：“美国的一个社会学者曾经说过，在远东具备实行民主主义所需素质的国家只有韩国。其理由是韩国人比中国人和日本人更坦率和开放，更具有创意和进取精神。我完全赞同这个学者的观点。……通过民间主导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我想我国肯定能走向欧洲似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7]在二战后东亚，“韩国的经济增长仅次于日本。韩国反而认为，在争霸依然的东亚地区，通过脱亚入欧的努力，能走独立自存的路。韩国几乎不再使用汉字，而是普遍使用韩国文字，英语教育越来越得到强化，这些趋势正表明韩国想脱离东亚的传统，编入西欧文化的热切愿望。”^[8]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在近代以前一直以世界中心自居。但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长期处在受侵略和压迫的从属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经在外交方面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东亚，曾以中苏朝结盟的方式与美日韩联盟对抗。但这种状况维系了一段时间后，中国发现参与以苏联为首东方阵营的方式并不符合自己的国情，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1968年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