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上起史前下至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学中时间跨度甚长、内容纷繁复杂的学科。本文谨择其大要，就过去一年来中国古代史学科中的热点问题、前沿研究和一些进展情况加以综述分析如后。

一、先秦史研究的新成果

（一）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

中国文明起源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已发表了不少论文和专著。1997年这一课题继续成为先秦史领域的一个热点。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时间；二是地点；三是道路和标志。

1.中国进入文明的时间

许顺湛在《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载《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继续阐述他黄帝时已进入文明之说。他所指的黄帝时代与仰韶文化相当，他提出文明的五个标志：①农业生产社会化；②手工业专门化；③脑力劳动阶层化；④部落酋邦化；⑤礼制规范化。这五个标志在仰韶文化中都已具备。他把黄帝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引《春秋命历序》黄帝“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文明是一长期渐进的形成过程。王震中在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1]一书中，则仍坚持他以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进入文明说。龙山时期在我国南北各地已发现城址50余座，学者们认为此时已是一个古城、古国时期，有了设防的城市，这正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关于城市与国家关系的论述相吻合。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则不同意这两种说法，他在《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载《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认为龙山时期是由氏族制度向国家制度、由无阶级到有阶级的转变时期，只能说是“已经具有许多文明因素、文明社会的特征，但还不能说已完全进入了文明”。他认为中国正式进入文明社会是在夏代。李仰松在《研究我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一些思考》（载《考古与文物》第1期）认为夏商以前的诸文化，只可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还没有进入文明。王迅在《二里头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载《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认为任何文明总要有一定的规模和特征，是一个内容丰富、分布广阔，而且有相当长的延续时间整体，这样的标准，只有二里头文化才具备。这一说法与古文献记载的所谓大同与小康社会的区分相一致，若从这些文献来考虑，夏为文明之始说有一定的道理。当然，龙山时期说，也有它的合理性。

2.进入文明的地区

中国文明的产生地区，依据考古学的成果，在黄河流域以外地区，长江、辽河流域以及四川盆地等，都发现了灿烂的石器时代文化，从而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这一说法已产生广泛影响。但本年（1997）有学者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蔡凤书在《城址、文字及文明起源》（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文中指出，要区别文明的原点与最早文明的发生地间的不同，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他认为在龙山文化时期我国南北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具有文明因素的文明原点，他们缺乏标志文明的主要因素：城市与文字。具备这两个主要因素只有黄河中下游，因而夏商周三代都产生在这里。李伯谦在上述《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一文中，也持相似的看法。他认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古文化长期处于同步发展的格局，到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发展明显加快，而长江流域却似乎在“原地踏步，明显滞后了”，长江流域进入文明是在商文化的影响之下才完成的。他虽然认为“以满天星斗”形容中国文明起源符合历史实际，是正确的。但夏、商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核心的作用也是应予以充分的肯定。蔡、李在强调黄河中下游是文明起源的中心地的同时，也注意到黄河文明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成果的综合产物。这无疑是对的。黄河中下游率先进入文明也是“满天星斗”的“众星捧月”。满天星斗说忽视了主次，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3.关于文明起源的途径

从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注意到聚落形态的研究。王震中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2]一书中，吸收考古学上的这一成果，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途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即“内外平等的农耕聚落——内外不平等的中心聚落——都邑聚落”。他在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三形态演进的文明起源途径，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一大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