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1840～1949）是中国历史学中的二级学科，比较而言，它是现实性很强的历史学科。由于中共党史已经从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本文所谈一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包括中共党史的研究。

一、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及史学理论

近些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很活跃，学者们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其中，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对反帝反封建及革命与改良等一些重大问题，表达了一些否定传统观点的意见，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1995年以来，刘大年、张海鹏、龚书铎、李文海等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在已发表的文章中，与上述否定意见展开了争鸣。这种争鸣起了一定的作用。1996年下半年以来，那种否定意见在报刊上，不大能看得到了。对于健康的学术争鸣来说，这不一定是个正常的现象。健康的学术争鸣，应该是在争鸣中各持己见，在对方的批评中完善自己的论证。现在似乎不是这种情况，说明上述那种否定意见或者比较浅薄、浮躁，经不起批评，难以在学术界立足，或者被批评者感受到压力，不愿意起而继续争鸣。如果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是今后在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中应加注意的。

1996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学者继续就近代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发表意见。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由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各种社会矛盾异常激烈、异常错综复杂，所以呈现出的社会现象也非常复杂。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人物、运动、现象，如果运用不同的认识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在近代史研究中，方法论的问题可能是更加重要的问题。

刘大年在《方法论问题》一文中说，“科学研究没有思想理论指导，就会成为盲目的，原始的”，“事实上人们对社会历史的了解、认识，常常不受这种思想倾向影响、左右，就要受另一种思想倾向影响、左右，区别只在于自觉不自觉。有人热衷标榜讲历史要‘浩然中立’，只讲事实，不讲指导思想，那不过是表示他拒绝某种指导思想，而偏爱另外的指导思想。”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个矛盾并存。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抓住近代中国两个矛盾，社会变动中的两种趋向这个特点，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由它们构成的矛盾、各种事变、社会势力、人物，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发展过程和结局，这就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思想方法。迄今为止，只有它够得上现代的方法论。”他认为，在近代史的历程中，来回变化的只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哪个为主为次，暂时哪个最尖锐，而不是改变民族独立目标，不是改变民族矛盾的存在。但是中国的近代首先存在民族不独立，中国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问题。他进一步认为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不能替代的两件事，但又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走革命的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打开新的天地。”^[1]张海鹏在《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则性争论》一文中从阶级斗争、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稳定压倒一切这几个方面在近代中国和现实中国的社会背景、社会条件等方面的本质不同，明确提出：“观察、研究历史中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研究现实中国，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同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研究，从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中是否能得出共同的结论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现实的中国毕竟不是历史的中国。两者已发生了质的不同。”所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就要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不能从现实中国的国情出发。”“如果不注意领会这个浅显的道理，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就可能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就可能找不到历史的真谛。”^[2]郑师渠在文章中强调，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当有一个基本立足点，其内涵主要有三点：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二，应当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一个本质的把握，就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这个时代的主题。三，应当有良好的学风。近代史研究中的种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