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随着国家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广泛深入人心，特别是党的十五大对依法治国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我国法学研究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学者们针对法学和法制实践中的一些重大和基本问题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见解。现择其要者作一综述。

一、法学基础理论研若干问题

（一）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问题是1996年法理学研究的热门课题。1997年以来，人们对法治的基本含义、法制现代化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法治的基本含义

在我国实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起步阶段，如何看待和处理法治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二者的关系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法治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完整过程，在这一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是兼而顾之，还是在不同的环节有所侧重。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指出，目前有不少人片面地认为法就是一种规范或规则体系，而大部分人把法治理解为严格地遵照已有的法律规则办事，不管这些法律规则是否合乎实际和情理，只要这些法律规则是立法机关制定出来的。这种法治观念是落后的规则法的产物和表现。我们要研究和借鉴西方的三种法观念（自然法、实在法、活的法），丰富和更新我们的法观念。^[1]有人针对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批评指出，规则从它诞生之日起，模糊、不确定甚至恶意的歪曲就伴随着它，但这不能成为轻视乃至蔑视规则的理由。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治是一种理想。法律规则包含着理想主义的期待，同时也可以是理性主义的载体。严格规则主义对我们的启示是：法治首先意味着规则的合理性及其所包含的理性选择，尤其是规则形成程序的合理性。在当前，奉行严格规则主义应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2]有人指出，在法治建设的起步阶段，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要比法律的实质合理性更重要。过于追求实质合理性，必然使人为因素、道德因素、政治因素以及时势因素无限制地膨胀。真正的法治是在优先考虑形式正义的前提下才去考虑实质正义的问题。^[3]

2.法治与观念更新

法治观念被有些学者称作实现法治的内驱力，这是对法治观念在法治建设中重要作用的具体形象的表述。1997年，学者们对观念更新与实现法治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

有人指出，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走向法治只能始于转变法理念。有人指出，国家优位理念是当代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障碍。所谓国家优位理念是指以国家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理念。它建立在国家意志必然代表社会利益这样一个虚拟的前提之上。建设法治国家应以社会优位理念取代国家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以社会为根本立足点和价值取向。它包括以下重要观念：法本体的国家意志是社会理性的复合理念、国家与法律关系的社会控权论、法律渊源的国家社会二元论。只有确立社会优位理念，才能建设法治国家。^[4]

有人认为，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传统意识出现了超政治化、高度泛化及庸俗化、惰性化倾向，并与公民意识发生分离与对立，严重制约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以公民意识来取代主人意识已成大势所趋。把主人意识统一于公民意识，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决定的；由主人意识转向公民意识，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列存在的客观要求；以公民意识取代主人意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必然要求。^[5]有人认为，在法治社会，人们对法律的接受不应建筑在法律有强制性这一基础上。只有“好”的法律才能得到认同，才能最终形成人们关于法律的信仰。但法律认同和接受同法律信仰还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法津信仰是层次较高的一种意识形态。法律信仰是实现真正法治社会的精神条件，是现代法律有效运行的心理基础。没有这种信仰，法治社会各个环节均难达到预期的目的。^[6]

有人认为，利益多元化是实行法治的的根本动力。经济利益多元化会直接引起政治参与的多样化，造就多元的政治利益主体，这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基本前提。多元利益集团是法律秩序即法治出现的一个基本要素。政治利益多元化会引起公民社会组织化程度提高，并促进参与政治过程的利益主体组织化程度提高。文化多元化是法治的首要根基，它对法治的意义表现在：一是使法律超越特定意识形态而独立，二是使法律具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