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中国社会学是在自身反思中向前推进的。为什么需要反思，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在反思中取得了哪些进展，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围绕这些问题，《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于1997年10月邀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部分社会学者进行了座谈。并由该刊编辑部成员完成了这篇分析报告。本文是在分析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1]

一、总的特点：加强学术反思、总结和提升

社会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一向关注社会变迁和发展。1997年，我国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就不能不激发广大社会学者的研究热情，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学者们也确实投入了更大的精力，特别是致力于学术水平的提高。从1997年的学术动态看，出现了满有趣味的端倪：

一是对于伴随着重大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热门话题，学者们的态度更趋理性，更显冷静，多了些许审视，少了几分“炒”兴。几年前，对于“民工潮”，仅北京一下子会有八、九个课题组同时在研究，各种会议、各种媒体一轰而上。现在，国企改革，下岗、就业，话题不谓不“热”，但社会学者的主要志趣，却是在对这一类问题的回答中，如何增强理论的深刻性和对策的可操作性，而不是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许多人在思忖：对于这些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也在研究的问题，社会学如何作出富有自己特色的回答，以突显出本学科的独特价值。

二是一向以社会调查见长的社会学，却取得了“社会学不等于社会调查”的自觉认识，不少人都致力于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增强理论的穿透力。对理论的兴趣也有回升的兆头，表现之一就是北京大学的青年学者自办了《社会理论论坛》，而且势头甚为强劲。

以上两点清楚地表明，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意识开始趋于强化，而这一趋势的出现，又与一再出现的学术反思和总结相互关联。

就个人而言，学术反思非自1997年始。费孝通先生自80年代以来就不断在反思和总结，并于1996年出版（1997年面世）了《学术自述与反思》一书。就群体而言，与社会学恢复和重建18年来的风风雨雨相伴随的中老年学者也深感有进行学术回顾的必要；年轻一代学人更以批评的目光和开拓未来的情怀分析社会学的现状。此一情景，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适时召开的以“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上得到了集中反映，与会学者对社会学的发展契机、学术意识和学术积累等学科建设问题的见解（《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可以作为1997年社会学学术研究何以出现新动向的解释。在此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0周年举行的社会学专题报告会，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为题（《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在昆明召开的社会学年会和南开大学、人民大学等社会学系的系庆活动及其举办的讲座，亦对反思和总结之风有所推动。这本身也成为1997年学术动态的一个特点。

1997年的社会学研究动态似可概括为进行学术反思、总结和致力于提升学术水准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学术难点有所突破，热点并不燥热，学术研究是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

二、学术前沿问题研究

对于“前沿”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分界标准。社会学许许多多的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以及理论、历史和方法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有“前沿”问题。并非每一个“前沿”问题研究在每一年度内都有“突破”或大的进展，即使有，也缺乏判断何为“突破”或“进展”的明确标准。因此，本报告不可能以“全面准确”地记述年度内的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成果为目的。它的目的只能是：通过对了解到的一些有限情况的分析，描述出学术动态的大致走势。正如通过几个散布的点，拟合成一条线一样。这里，只选择以下几个“点”。

（一）现代化和发展社会学

有关现代化的研究，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学的重要课题，社会学在这一领域的成果已为许多其它相关学科所接受。但由于“现代化”一词自身的含义缺乏清晰性和确定性，人们往往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现代化”有时等于“工业化”；有时表示“社会转型”；有时又指称“社会进步”或“理性的扩大”。因此，实际它并没有构造出一种普遍有效的理论背景，难免产生许多混乱和误解。要消除混乱和误解，就必须统一人们的认识，就必须不断地发问：什么是现代化？经过多年的讨论和探索，虽然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