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随着人口总量的激增，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压力也空前地加大。以黄河断流，向季节河与内陆河演变和长江变黄河，泥沙俱下，洪水频发为代表的生态危机，再一次敲响了中华民族存亡的警钟。只是，这一次并非外敌的入侵，而是生存环境的破坏。2000年，十几场波及中国北部半壁江山的沙尘暴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干旱，使国人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开始冷静地正视西部脆弱的生态。实际上，无论是水土流失、河道淤积、湖泊沼泽萎缩所引发的洪涝，还是江河断流、土地退化、地下水位下降所表现的干旱和沙尘暴现象，其实质都与中国西部地区森林、草原和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以及荒漠化的加剧发展相关。

重温历史，张骞通西域的两千多年以来，中国西北环境在人类开发活动中发生的沧桑巨变，特别是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发，使发展与生存均难以为继的惨痛历史事实，于今天无疑是避免重蹈覆辙的有益的警示。

1.西北开发的历史回顾

中国西部文明的火种是原始社会的先民们点燃的，但自觉的、有组织的西部开发则是在国家形成之后，特别是秦汉、隋唐、元明清三大阶段，国力强盛，勇于进取，在中华民族的西部疆界开拓、民族融合、经济开发、文化传播和城镇建设等方面均取得骄人的业绩。然而，由于不懂得生态科学，不注重环境保护，又都造成了大量荒漠化土地和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缩小，环境质量的降低，极大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屯田是自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经营西域起就确认的国策，直到今天，屯垦戍边仍是中国西部与北部边疆省、自治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支柱之一。

为解除长期以来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开拓中国西北的疆域，汉武帝曾制定“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先是在陇右、河西设屯田、立郡县、筑长城、兴修水利以站稳脚跟，至公元前101年，屯田一直扩展到塔里木河的中游地区。

古代的屯田，使生产得到发展，军资有了保障，人民负担减轻，有利于边防和社会的稳定；从这一方面来看，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

然而，中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属于荒漠、半荒漠和干草原三个自然带，自古以来就是放牧民族的牧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是不适合于大规模的农业耕作的。而屯田垦荒无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既是对林草植被的破坏，又是对地表土层的破坏，造成地下粉沙出露，产生风沙活动和流沙堆积。因此，这种拓展生存空间的美好的初衷又都是不可持续的，无不造成自毁家园，土地荒漠化的悲剧性结局。

分布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八大沙漠和四大沙地，并非都是地质时期的自然产物，其中很大一部分沙漠和沙地，就是在人类历史时期中形成的。而且地质时期的沙漠，如塔克拉玛干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当初并没有人类历史时期这样大。这一切，都是人类不适当的社会经济活动造成土地的严重退化所致。

例如，鄂尔多斯草原在匈奴人生活的时代曾是良好的牧场，草原的破坏始于秦汉时代的移民垦荒，到了唐宋时代，形成星罗棋布的沙丘，而清代的垦荒使孤立的沙丘终于连成一片，形成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

黄河大折曲西部的乌兰布和地区在秦汉之前也是匈奴人的牧场，汉武帝将匈奴人驱逐到阴山以北，在此地设立了朔方郡，下辖10个县，从内地迁移军民在此屯垦耕种。西汉末年受战争影响，乌兰布和垦区开始衰落，大量农田废弃，土地风蚀加剧，到公元10世纪，流沙堆积深厚，乌兰布和草原终于变成了乌兰布和沙漠。

两千年前，石羊河下游是河西走廊东部最大的一片绿洲，为大月氏人和匈奴人先后生活过的肥美草原。公元前121年，汉武帝驱逐匈奴，占领了石羊河流域，设立武威郡，作为屯垦的重点区。到了唐代，汉代的旧垦区由于沙漠化已不可能继续耕作，垦区的重心便南移至石羊河中游。石羊河中游垦种的不断发展同样引起沙漠化，到了元代也无法耕种下去，于是又将垦区转移到石羊河下游，在汉代垦区的东侧另辟新垦区。今天，汉唐垦区均已沦为地质时代形成的巴丹林沙漠和吉腾格里沙漠的组成部分，从元代一直沿用至今的垦区也处于两大沙漠的夹击之中，饱受困扰。

汉武帝打败匈奴后还曾在弱水（今额济纳河）下游，新疆的轮台、伊循城（今米兰）、库車、沙雅、新和等地大规模屯垦，并取得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