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的森林资源按产权安排划分为国有林和集体林。根据“六五”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集体林业用地面积17074.24万公顷，占全国林业用地面积的60.37%；集体有林地面积为9885.44万公顷，占全国有林地面积的58.49%；活立木总蓄积占全国活立木总蓄积的32.82%；人工林面积和蓄积分别占全国相应指标的75.81%和68.50%（国家林业局，2005）^[1]。这些数据表明，集体林作为中国重要的森林资源，对中国森林资源状况和林业及其他林产品的有效供给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林业生产需要投入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本、林地等生产要素。首先，集体林地区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转移；其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加大了对林业的投资力度以及私人对林业投资潜在倾向的增强；再次，集体林区集体所有宜林荒山荒地面积为7188.70万公顷，占林业用地总面积的42.10%（国家林业局，2005）。可见，集体林生产要素供给是充分的，且不构成林业再生产的制约因素，那么我们只能从影响林业生产要素的以产权为主导的制度方面寻求影响集体林发展的原因。诺斯认为：“制度建立的基本规则支配着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行动，即从个人财产到社会处理公共物品的方式，以及影响着收入的分配、资源分配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发展。”制度创新表现为产出由生产力可能性边界之内移向边界（文贯中，2006）。在林业产权制度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Natasha和Jason，1999；集体林区林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2002；Yin等，2003；张道卫，2001；Liu和Yin，2004）。中国有必要制定和实施稳定、安全、可靠的政策，从而建立起交易成本低的林业产权制度（张道卫，2001）。中国现行的林地制度、家庭经营制度下的土地户均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矛盾，如农户土地分散、细碎，小规模的家庭经营难以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不能合理通过流动来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吴郁玲、曲福田，2006）。据笔者所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集体林产权变迁与绩效的尚不多见。因此，迫切需要从绩效的角度分析中国集体林业产权安排与变迁，并为正在进行的集体林产权改革提供借鉴。

本文拟采用历史分析方法，通过分析中国集体林产权沿革及制度绩效，以期寻求新的产权改革路径。本文结构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为集体林产权沿革与绩效分析；第四部分为集体林产权评述；第五部分评述了目前正在进行的集体林产权改革；结论与政策建议放在最后一部分。

二 集体林产权制度变迁

1949年以来，中国集体林产权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社、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以后至目前集体林产权制度变迁以前的以家庭经营为主导的多种产权实现模式等四个重要阶段。目前正在进行的集体林产权制度变迁单独作为第五个阶段，在第五部分单独加以讨论。

土地改革：“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林地也参照国家土地改革方案进行改革。《土地改革法》第十六条规定：“没收和征收的山林、鱼塘、茶山、桐山、桑田、竹林、果园、芦苇地、荒山及其他可分土地，应按照适当比例，折合普通土地统一分配之。”1951年4月，政务院在《关于适当处理林权，明确管理保护责任的指示》中指出：现在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的地区，应结合土地改革工作，将地主的森林和一般的大森林，按照土地改革法第十六条、十八条分别处理之。同时确定大森林面积标准和管理办法，并规定由县级人民政府发给林权证书。把林地分配给农民，形成土地个人产权所有制。截至1952年，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约有3亿多农民分配到约为4667万公顷林地。

合作化时期：合作化初期，以户为单位，自愿组合成林业生产互助组，山林所有权基本稳定不变。在互助组的基础上，采取将农田、山林入股，耕畜、农具等折价入社，参与分红办法，组成林业初级合作社。1955年11月《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规定：成片的林木一般应逐步过渡到由合作社经营。社员私有的林木应根据以下原则，按照不同的情况逐步处理。初级社承认山林私有权，保留林地报酬。农民除保留自留山、自留林、自留树以外，其余山林作价入股，确定入股成员与合作社的分成比例。1955年下半年的初级社比重从14%提高到59%，在6个月的时间，提升45个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