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西部保护区需要新的管理模式

中国西部除了其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外，还是六条世界级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这个被称为“世界水塔”的区域影响了中国和印度等约30亿亚洲人口的生存和生活。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具有重大的全球战略意义。

中国政府从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00年后，在西部地区建立了大量的保护区，主要依托保护区的力量进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短短十年内，中国西部保护区的数量已经接近东部和中部通过几十年建立积累的数量之和，而保护面积也占全国总面积的75%以上。

图1 2004年中国保护区的区域分布^[1]

尽管“社区共管”的概念日益普及，但中国东部、中部，尤其是建立时间比较长的保护区，在资源管理上主要还是依托保护区自身的力量进行封闭式管理。这必然要求保护区配备比较多的工作人员，有充足的事业经费用于资源监测和巡护等保护区日常活动。然而，2000年以前，全国林业系统国家级保护区的建设资金累计投入仅为3.6亿元，其中大部分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级的大熊猫保护区；从日常管理资金看，全国保护区每年得到各级政府的总投入不足两亿元，平均每平方公里约为52.7美元，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中我们也几乎是最低的^[2]。保护区日常管理经费主要由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负责。由于西部地区政府财力严重不足，相对而言，西部保护区在本来就很有限的保护区管理资金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少了。保护区资金的问题可能在近期内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西部保护区必须创造出投入更低、效率更高的保护和管理模式。

从自然地理类型和保护对象看，西部保护区和东、中部相比，也有很大区别。东、中部的保护区依托地势陡狭，以森林生态系统为多，野生动物的迁徙活动范围相对比较小；而西部很多保护区则面积大、地势开阔，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大，特别是一些具有长途迁徙习性的动物。因此，从自然资源禀赋看，西部保护区在管理中不能照搬东、中部保护区的模式。

从保护区所在周边社区看，在东、中部的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保护区的威胁很多来自周边社区；而在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社区群众由于长期生活在与自然密切相关的环境中，加之传统保护和宗教等原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仍然在现实中大量存在，因此相对于东、中部而言，西部社区对保护的认同度更高，社区保护的实践机制仍然存在。

西部保护区，大部分都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建的，在管理上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效法，有的甚至完全照搬了东、中部保护区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在不具备资金、管理经验、地形地貌等条件情况下，完全模仿东、中部保护区必然导致保护区保护效率低下。例如，在西部一些保护区，学习“集约型”的管理模式，不顾保护区几十万平方公里保护面积和严峻的自然条件的事实，花费大量资金和精力在小范围的植树、围栏等栖息地改造上，忽视了保护区整体保护效果；还有很多的保护区，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就无法开展工作，成为“纸上保护区”。

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保护自然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的知识以及实践操作体系。这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其中藏族的神山神湖尤为典型。今天西部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或多或少是当地的神山圣湖^[3]。在西部，传统的资源管理模式是长期实践的结果，虽然无论从保护还是发展两个方面看，与东、中部相比都很“粗放”，但这种“粗放”之中，往往具有和当地自然环境及人文情况相适应的特点。而这些特点，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不能根据在东、中部获得的经验去简单地进行评判。

事实上，神山神湖作为一种生态保护机制，并非完全地对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活动进行限制，而是把保护行动巧妙地融入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中，充分调动起社区的“内控机制”进行资源的自我管理，以极少的成本管理大面积区域，实现了保护效率最大化和可持续。此外，神山圣湖体现了“分区管理”的保护理念，通过区划平衡一个区域内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这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是中国西部的广大群众长期的经验结晶，但又和现在国际上主流的“景观保护”的思路是相同的。因此，神山神湖作为一种保护机制，既是古老的，又是先进的。

“保护国际”作为一个长期活跃于中国西部的生物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