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人们对其重要性似乎已不存在异议，但是在实践中却往往遇到需要认识和解决的深层问题，这些深层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成为伴随生物多样性急剧衰减的一个空洞口号。生物多样性保护遇到的深层问题之一是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需要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相结合才能实现，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全球范围的实践而确立起来的认识。但是它依然需要人们在背景各异的环境中去理解和实践。在中国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实践中，我们得到了如下一些认识和思考。

一 唇齿相依——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

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而尚未被现代化吞噬的一些边远地区，还保留着很大程度的自然状态，这些地区正在被划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许多行动都集中于这样的地区，绝大多数自然保护区也是在这样的地区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但是这样的地区又往往是一些边缘文化所在的地区。两个多样性重叠分布的现象，显然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地区尚且保留着的生物多样性，是与那里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有关。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强调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又在忽视对当地文化的保护的现象，甚至有人在高喊着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却又加入到不断将当地文化边缘化的行列之中。许多已经建立起来的自然保护区陷入与当地社区难以缓解的矛盾之中，除了因为忽视了当地社区的经济利益之外，与有意无意地排斥当地的本土文化不无关系。

尚存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在区域上重叠的现实，使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遇到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能否忽略对当地文化的保护？人们应当如何对待当地的文化？

如今，在许多边远地区都上演着两种文化现象，一方面是主流文化，即现代化的发展在以势不可挡的强势向这些地区推进，包括这些地区内部也产生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渴望和急迫追求。但是，这样的发展多是以牺牲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则是长期形成并与自然十分融洽的当地文化却处于每况愈下，甚至难以延续的状况。例如，在大兴安岭森林里就同时上演着这样的两种文化：一方面是现代化的森工采伐和大规模的野果采集（供酿酒工厂生产），另一方面是使鹿鄂温克人的狩猎和散放驯鹿的传统。前者被视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虽然生态上受到置疑但是经济上合法；后者虽然生态上合理，但是被视为落后而沦落到文化几近消亡的境地。此类现象在其他许多地区也比比皆是，这便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推向尴尬：保护生物多样性是针对现代发展造成的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现代化本身在消减着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又在吞噬着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文化，使保护生物多样性走在南辕北辙的路上。这样的现实，使我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时不能不面对文化的思考：代表现代化发展的主流文化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它提出的生物多样性目标难以真正实现，而被它侵吞着的文化却曾经长期与自然和谐相融？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间物种差异性的表现，长期形成的当地文化是在利用生物多样性过程中发展而来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文化的差异性是对应于生物多样性而形成的。全球化进程如果不去刻意保留文化差异，一味地引导一种模式的生产和生活，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便会出现目前空喊口号的现象，这是现代化自身价值标准的单一性缺陷所造成的结果。长期与大兴安岭森林和谐相处的使鹿鄂温克的传统正在被单一化发展所取代着。更可悲的是，现代化经常因为在物质生产上的强势，就以为自己是最先进和优秀文化的代表，其他文化一无是处，甚至出现指鹿为马的常识性错误，致使那些处在边缘的本土文化，在被视做落后的同时，还常常不加分析地被误认为是造成当地环境恶化的原因。使鹿鄂温克文化就受到了这种道义上的误判，原本与自然十分和谐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对环境的破坏。现代化如果成了简单化的代名词，它自然就成了排斥多样性的力量，就会遇到今天的窘困：一方面叫喊着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口号，另一方面却在直接地，或者是通过侵吞其他文化而制造着生物多样性的消减。现代社会的发展，即使仅从自身的安全考虑提出保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