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住房建设相对滞后，房屋作为生活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目前，伴随中国土地的有偿使用、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离婚案件当事人争要婚姻存续期间房屋所有权（全部或部分产权）或承租权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在多年实行以男方单位为主分房的政策下，部分离婚后的妇女往往无栖身之处，妇女权益得不到保障，构成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我们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庭1998年全年度和1999年1～8月底受理的离婚且涉及房屋纠纷的案卷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统计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对北京市离婚房屋纠纷的宏观剖析

从宏观角度分析，近年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房屋纠纷的离婚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①离婚诉讼中公房承租权的福利性，导致离婚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其极力追逐，调解成功的可能性相对很小，最终结案时绝大多数采用判决方式。

②离婚诉讼涉及公房承租纠纷时，公房最终归属给男方的比例很大，且原配偶双方的未成年子女又多随母亲生活，说明现阶段对于离异妇女住房承租权尚难以得到法律有效的保护，这是多年来福利分房政策所造成的弊端。

③对于“部分产权”房屋的争诉，最终以判决方式结案的仍占多数。但是，令人欣慰的是，这类房屋最终归属于男方与女方的比例基本平衡，甚至出现了女方所占比例高于男方的全新现象。这一现象说明中国住房向商品化转化后，妇女对住房逐步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离婚后带孩子生活的为数相当的妇女开始有了归宿，且生活走向了安定。

这类“部分产权”房屋的产生，是伴随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步伐的不断前进的产物。由于逐步推行住房商品化，中国出现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房屋所有权——部分产权。由夫妻双方共同出资（双方的工龄优惠作价）购得公有房屋的部分产权（尚未取得产权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般不会出现争纷，但在双方感情确已破裂而起诉离婚时，却矛盾极为突出。部分产权房屋是房改政策的产物，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公有住宅买卖合同主体的特定性，买卖双方必须是单位职工和单位，且对职工有一定的资格限制，如必须在本单位工作达一定的年限，具备一定的职务或级别。二是售房的福利性、补贴性和优惠性。由于单位的售房对象是特定的内部职工，售房时便给予了职工诸多优惠。职工购买住房的实际付出远远低于房屋本身的价值，一般而言，职工支付的购房价款约占房屋总价值的1/3，其余的2/3由单位和政府承担，这样就体现了单位对职工长期的劳动价值未得到应有回报而给予的补偿。双方是基于特定的劳动关系、行政关系等而发生的特殊买卖行为。三是付款当时的非完全产权性。虽然允许职工购买住宅后可以继承、转让或买卖，但在取得产权证之前不得进入市场交易。如果需要转让，例如职工调离本市，必须按原买售价款转让给单位：房屋进入市场交易时，单位享有优先购买权。住房收入扣除有关税率后的所得，按国家、集体、个人的产权比例进行分配。

基于以上特点，我们发现涉及“部分产权”房屋纠纷的离婚案所具有的新趋向：一是离异双方对“优惠房”归属的争执激烈。二是单位介入诉讼。当当事人双方不属于同一单位职工时，许多售房单位便在诉讼中主动向法院请求，将“部分产权”房屋判决给本单位职工一方。许多单位认为，如果将房产分割给外单位职工，就等于我单位为外单位职工谋福利，将会损害单位的产权利益。这样，不仅单位的产权无法得到保障，还要在今后承担起重新给单位职工解决住房的责任。

④由于现阶段中国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离异当事人的部分产权房屋价款或补偿给原配偶另一方的房屋价款通常为2万元以下的居多。实际予以补偿的价款过低，直接严重损害了离婚后不再拥有房屋所有权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⑤涉及“夫妻共有私房”争纷的离婚案件以判决方式结案的居多，房屋最终归属于男方与女方的数量基本持平，离异妇女寻求安居乐业居所开始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⑥在离婚时所分割的“夫妻共有私房”中，属于原为夫妻一方婚前所有，因结婚多年，由夫妻共同使用、经营管理而转化为夫妻共有的房屋仍占一定的比例，这种房屋所有权性质转化的现象，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⑦从纵向比较而言，1998年全年处理离婚案件时对